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第3期目录 【伦理学研究】 地学伦理学：地球科学的人文转向 余谋昌 个人自由与国家富强 崔宜明 【经济学研究】 H股市场中内地彩票板块类股票的投资价值分析 茆训诚 基于Pair copula-GARCH-t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实证分析 崔百胜 【教育学研究】 进入大众教育阶段后的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10个问题 杨德广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特约栏目主持人：曹旭 辞赋遗传与宫体诗新变 曹 旭，文志华 六朝送别诗写作要素的嬗变 叶当前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鲁迅与1980年代思潮论纲 薛 毅 学院诗歌的中国语境及其演变 钱文亮 【语言学研究】 略论中国语文学与语言学的传承及发展 徐时仪 量词范畴化的途径和动因 宗守云 “从来”的词汇化历程及其指称化机制 陈昌来，张长永 【跨学科研究】 近代上海早期中文商业报纸的变迁——以《上海新报》为例 宋佩玉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第3期提要 实施地学伦理要尊重和关照弱者的利益 余谋昌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中撰《地学伦理学：地球科学的人文转向》一文，指出地学伦理学的主要原则是地球利益和责任分配的生态公平正义的原则。它表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承担了不同的道德责任。在开发和利用地球的活动中，要坚守生态公平正义和保护地球的原则，这是一个道德底线。实施地学伦理的公平正义原则，需要尊重和关照弱者的利益。具体来说有三方面的利益常常容易受到损害，需要特别受到尊重和关照： 一是尊重和关照贫困阶层的利益。现实生活中，生活消费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现行资源消费政策，没有考虑对消耗资源付费的问题，资源受益者不仅无需付费，而且被认为是对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这相当于鼓励多消耗资源；这样，自然资源消耗过多过快，被消费后得不到补偿；同时，高消费者无需付费并得到鼓励和奖励，资源消费很低的人又是资源破坏的主要受害者，得不到补偿。这是不公正的。 二是尊重和关照子孙后代的利益。地球利益分配中，利益受到损害的另一重要部分是子孙后代。现行资源消费政策，常常不考虑后代的利益，所谓“有水快流，尽快富裕起来”，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的全球性问题。这严重侵害了子孙后代的利益，做了贻误子孙后代的事情，损害了地球生命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的资源开发利用，要避免对后代利益的严重损害，有人认为要超越“代内利己主义”，为后代资源开发留有可能性。这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道德要求。 三是尊重和关照生命和自然界的利益。地球利益分配中，利益受到损害的又一重要部分是生命和自然界。现代经济理论认为，只有劳动产品有经济价值，自然资源不是劳动产品因而没有价值。社会物质生产中使用自然资源无需付费，因而不计入成本。这样，社会物质生产就采用最简便因而“最省”的生产方式：一种线性的非循环的生产方式。它以排放大量废弃物为特征，把大量资源以废物的形式排放到环境中。它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实现GDP的增长。这是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的根本原因。 依据地学生态伦理，生命和自然界有价值，生命和自然界的利益应受到尊重，经济发展不能过分损害地球生态系统，对生命和自然界的损害要实行修复和补偿，实现环境公平。这是地学伦理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
个人自由与国家富强的价值对立是理论陷阱 崔宜明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中撰写《个人自由与国家富强》一文，指出：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一种把“个人自由”与“国家富强”理解为非此即彼的价值对立关系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以这样一种政治哲学观念为基础，也就是只要肯定“个人自由”的价值，在逻辑上就应当否定“国家权力”的价值；于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的标志就是，这个人是否坚定地在价值上否定国家权力。所以，严复就因为一方面肯定个人自由的价值，另一方面肯定国家富强的价值，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把个人自由当做了国家富强的手段，而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但是，上述政治哲学观念是错误的，它包含着一个历史性的理论陷阱。“个人自由”与“国家富强”到底是什么关系？这必须放到“世界历史”之中去审视才能得到合理的回答：只要世界历史仍然是通过无序竞争着的现代民族国家来实现自身，“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在价值上就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恰恰相反，所谓个人自由，其绝对前提是这个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是一个主权国家，而个人所能享有自由的程序在其现实性上只能是国家富强程度的对应物。在“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的对立中来把握“自由”，是在世界历史中居于领先地位者的特权，但另一方面那些所谓“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同时也都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进入大众教育阶段后的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10个问题 杨德广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撰文提出，我国高等教育经过跨越式发展，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当前在改革发展中有10个问题亟待探索和研究，包括：中国需要这么多研究型大学吗？中国能办这么多公立大学吗？高校“去行政化”为何步履蹒跚？高校等级制不该取消吗？可否把大学校长任命制改为遴选制？中国为什么冒不出杰出人才？高校能否把现行的“宽进宽出”改为“宽进严出”？硕士研究生必须发表论文的规定还要延续吗？高校“自主招生”为何演变为“掐尖”大战？千名高考状元为何无顶尖人才？作者对每个问题的现状作了剖析，并提出了解决的建议和对策。文章认为，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到大众教育阶段，不仅是量的飞跃，而且是质的飞跃、管理的飞跃。我们的教育理念、管理方式、体制、机制等，都应随之而变，不能停留在计划经济阶段、精英教育阶段。如在探讨有关公立大学的办学模式时，作者提出：大多数“985”高校应立足于培养应用型人才，因为我国目前最缺的是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应该将现有的45所“985”高校重新定位，合理分工，保留少部分为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学科，目标是创建“世界一流”；而把大多数“985”大学和“211”大学改为应用型和创业型大学，改变以学科发展为中心、以获取学术成果为目标的办学模式，走创业型之路，主动与企业结合，互相参与，合作办学，共同开发新产品，共同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把研究型大学转变为创业型大学，我国重点大学应参照国外创业型大学模式，1.与经济社会结合紧密，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崇尚解决现实问题，以发展高科技、催生新产业为目标，与政府、企业、社会建立紧密的新型合作关系，资金来源多元化，经费充足。2.从学科型组织向创业型组织转型。学校具有企业特征，适应新的知识生产模式，构建跨学科组织，与企业界合作建立研发中心，联合承担国家攻关项目，联合培养人才，运行技术转让，开办衍生企业。3.创业型大学注重训练未来的企业家和创新人才，让学生参加创业活动，将学生置身于真实的创业环境中学习，面向学生开设创业教育课程和多元化的创业活动。
辞赋遗传与宫体诗新变 曹旭、文志华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撰文，通过对战国以来辞赋和宫体诗的文本解读，探索《辞赋遗传与宫体诗新变》。由楚辞衍化出来的赋，是诗的一个旁支，在两汉四百年流行过程中，成为一个时代文学的主体样式。一直到建安时代，五言诗才取得了和赋并驾齐驱甚至超越赋的地位。但是，因为赋描写社会重大主题，又集文字和词汇的大成，垄断文体几百年，故对后世的诗歌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宫体诗的新变，从辞赋那里继承了重要的因素和资源。宫体诗是美人赋“庶出”的后代，美女与艳情题材萌芽于楚辞的辞赋，其中的女性也成了“朝云暮雨”的神女和现实中“东家之子”两种女性形象的结合，由此奠定中国美女与艳情题材的分支。《高唐赋》、《神女赋》的恋爱模式成了“美人幻梦文学”模式，中国古代文人的集体无意识是以这两篇赋为渊源的。赋又是中国文学写女人和服饰的“淫丽”之始，成为宫体诗审美意识新变的源头之一，使中国文学中的美学和生活中的美学结合在一起，作为宫体诗的审美意识的渊源，与艳情诗一起，成为传统的积淀和后世美女诗审美意识的一部分。美人辞赋传给宫体诗的遗产，除了结构、主题、人体、服饰的描写外，人名、地名，都形成了最流行、最有生命力、也最吸引人的隐喻词汇，成为中国文学中历久弥新的形象；后世文人在这些词汇意象的基础上不断组合出了几十种描写爱情的意象和隐语，许多词语成为后世诗词中的典故和意象，也构成了宫体诗铺陈、对仗和形式主义美学的七宝楼台。新变后宫体诗出现的一些新质素，也多与辞赋遗传有关，内容、结构、语汇、风格类似美人赋，在整体摹写、铺陈和思想结构模式上仍然受汉大赋的影响。从《诗经》、楚辞开始，诗歌中运用较多的“比兴”，到宫体诗人那里产生了逆反，新变的宫体诗人基本上不用“比兴”而用“赋”的方法。原来的五言十句变成了五言八句，并且多用对偶句，这与唐人的咏物诗在形式上更加近似。以“赋法”代替“比兴”，以“形似”代替“神似”，使宫体诗成为最具辞赋意味和写作方法的诗歌。只要把宫体诗中描写的人体美和服饰美的词句，与汉代美人赋中的描写，以及受汉赋影响的汉乐府作一对照，就凸显出宫体诗审美新变的意义在于把作品简化或改造成类似于唐代近体诗的格式，从风骚辞赋的遗传走向唐代近体诗的轨迹就会十分明显。
鲁迅与1980年代思潮 薛毅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中撰写《鲁迅与1980年代思潮论纲》指出：在1980年代启蒙主义的重要工作就是在意识形态化了的传统之外，另外开辟以鲁迅为代表的传统，用于对抗意识形态化了的传统。鲁迅研究奠定于中国革命时期，在1980年代形成了之后的第二次高潮。1980年代王富仁研究模式取代陈涌模式意味着中国启蒙主义在鲁迅研究界终结了革命文化对鲁迅的权威解释。启蒙主义使用个性主义、人道主义概念来描述鲁迅的反封建思想，回避了鲁迅与中国社会进程的诸多研究课题。1980年代钱理群的鲁迅研究主要通过《野草》等文本呈现了鲁迅的心灵世界。对鲁迅的“中间物”思想的阐释构成了1980年代鲁迅研究历史的重要环节：鲁迅研究框架由启蒙主义走向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提出了启蒙主义无法包容的价值命题，汪晖、王晓明等研究者通过对鲁迅的阐释揭示了1980年代的认同危机，但现代主义的提问方式无法与鲁迅研究历史形成有力的对话，也无法结合中国社会变动与发展来讨论鲁迅的思想，最终现代主义以对鲁迅的否定和对价值问题的简单解决终结了1980年代的鲁迅研究。
当下对“学院诗歌”批评存在着误区 钱文亮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中撰写《学院诗歌的中国语境及其演变》，指出：1990年代以后，随着救亡焦虑感的消退和中国融入全球化而进入和平发展的常规状态，“学院诗歌”的语境已经发生重大转变。可以说，1990年代以后的“学院诗歌”对当代中国诗歌场域的结构和走向的改变是空前巨大的，而这种改变与以往重在破坏、“断裂”的诗歌运动相比，其诗学意义无疑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尽管名诗人的涌入大学与“学院派”诗歌的被提名属于性质不同的两件事，尽管诗歌批评中的“学院派”命名并不受人欢迎，但“学院诗歌”的崛起却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在当下对于所谓“学院诗歌”/“学院派”诗歌的批评中，存在着一种比较普遍的误区，就是将1980年代的诗歌环境、诗歌方式、诗歌状态过分简化和神话，并据此得出1990年代文化是“保守”的绝对化结论，而更进一步地推论出在1990年代抬头的“学院诗歌”/“学院派”诗歌的反动性。这类批评往往将中国大学自1990年代以来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与在此过程中日益凸现的大学行政化、官僚化的弊端混为一团，将1990年代的大学误读为仅仅受分工和专业化铁律的宰制，将经过去公共性和去政治化洗涤的学院中人对客观主义和价值中立的工作伦理的遵从，等同于对知识和知识人的公共性和普遍性的消解，认为“学院”在本质上是反诗歌、反自由的。这种思维方式显然是很可疑的，因为“现代社会理性化、专业化并不必定是‘铁笼’，并没有规定我们不能或不应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另外，即使对于“公共知识分子”，人们也应该看到另一方面的问题——作为当今大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些为满足忙碌的民众而提供简单化、浅易性的“符号产品”、以激进的话语猎获道德优势的“公共知识分子”，并不就等于社会的良心和真理的代言人。虽然说，“学院诗歌”受到大学这一知识部门规范化、系统性特点的濡染，具有比较明显的精英化美学倾向，因此也有着自己的限度与问题，但相对于热衷公共性事件、醉心于公共性话题的诗人，对于中国当代诗歌的未来成就而言，目前的“学院诗人”还是更值得期待。
中国语文学与语言学的传承及发展 徐时仪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中撰《略论中国语文学与语言学的传承及发展》一文就传统语文学和语言学的传承及发展趋势作了详细分析论证，指出：语言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进步，而文化的每一点进步也都会在语言中留下清晰的印迹。语言既可指称和反映现实，同时又是意义的创造者。在人类各民族语言发展的历程中，一方面语言会非常敏感地对一个民族生活环境的变动和社会的变迁做出相应的调整；另一方面语言的变动一旦确定就会形成一种语言观念，左右和决定人们对生活和世界的认识。语言构成了文化最为深刻的基础，语言体系的形成即文化类型的形成，语言的承传亦即文化的承传。因而，语言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需要尽量利用技术科学进行研究，但与技术科学有着本质的不同，具有思想意识形态的人文性，不应该也绝不会变成一门技术科学。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不能只局限于描写语言结构的本身，还应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从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和语言隐含的价值观念着眼，解释为什么是这样，要联系社会、物理、生理、心理把语言现象置于空间和时间中去描写和解释，涉及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等各个方面。由此入手就能看到汉语适应社会发展的演变历程和趋势，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也就能在传承传统小学的基础上有更多更实在的、建立在实学所获实证基础上的创新，而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面向现实，反思过去，跟上时代的步伐，厚今而不薄古，重外而不轻中，汲取传统语文学和西学的精华，理论和实证并举，摒弃过时糟粕和刻意效颦，充分发掘我国数千年传承典籍和方言及民族语中的丰富语料，时间上贯通古今，地域上贯通方言、民族语和通语，在经过扎扎实实文本研究和广泛深入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建立起由不同共时平面构成而具有历时层次的语料数据库，进而“明其理而得其法”，寻求出具有中国传统特色而不落于西方窠臼的中国语言学发展捷径，从而将中国的语言学研究推向新的阶段，由传统语文学经否定之否定而变革发展为当代语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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