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介绍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介绍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和历史使命                                        李君如(5)

从文化学视角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张允熠(15)

【中国哲学研究】特约栏目主持人：陈卫平

儒家传统在现代东亚的命运与前景                                       李明辉(23)

儒学嬗变的思想轨迹：争鸣和独尊的交错                                  陈卫平(28)

儒学对中国古代文献传统形成的贡献                                     谢维扬(37)

【经济学研究】

持续质量改进及其策略比较和选择                                       卓德保(45)

从贸易摩擦透视后危机时代中美利益关系                                 李薇辉(52)

【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

拜伦长篇叙事诗中的叙述者                                               杨莉(60)

【“东亚汉字文化圈”古代文学专题研究】特约栏目主持人：李时人

明代文学东传与江户汉诗的唐宋之争                                     陈广宏(66)

越南古代汉文诗叙论                                            李时人，刘廷乾(75)

朝鲜李朝古体汉诗论                                                     严明(91)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俄罗斯侨民文学                                      王亚民(101)

早年瞿秋白的平等观念——以其演进逻辑、精神空间和向度为中心           梁化奎(108)

【跨学科研究】

冲绳战：历史真相与集体记忆——从冲绳教科书事件及相关诉讼案件谈起       陈言(116)

唐宋时期佛教流播与祈雨活动的盛行                                    夏广兴(124)

博学鸿儒科与清初诗风之变                                            张丽丽(131)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6期总目录                         

中国共产党的局部执政和全国执政

李君如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和历史使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具有独特的历史和经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经历了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历史过程。过去研究党史，对于党在革命根据地的执政史研究不够，其原因即在于没有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执政问题上经历了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发展过程。

局部执政，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执政。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这条在当年被称为“农村武装割据”的道路，具有三个要素：一是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二是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三是党领导的人民政权。特别是在开辟中央苏区的过程中，1931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是与国民党政府在性质上根本不同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新型政权。现在我们的人民政权及其各大主要部委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制币厂等，追根溯源，都可以追溯到在瑞金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出现了国民党南京政府和共产党瑞金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两个政权都宣布自己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但两个政权的行政管辖能力都到达不了对方控制的区域。也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已经是执政党了。以后，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延安特区政权机构，解放战争时期建立的华北人民政府，都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和掌握的政权。这种政治现象称为“局部执政”。毛泽东曾经从哲学上论证过这种政治现象，称它是事物在量变到质变过程中发生的“部分质变”。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就是从部分质变到质变的过程。质变就是 “全国执政”，即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当然，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又经历了两个大阶段：一个是1949年到1956年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执政；一个是1956年以后在社会主义社会执政，包括改革开放前后在社会主义社会执政。由于这两个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性质特别是其经济基础、阶级状况的不同，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政权在性质和承担的任务上也不相同。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来自于执政实践，来自于执政的历史实践，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史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由此带来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学现象

张允熠撰写的《从文化学视角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一文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化学现象。相对于中国固有的民族本位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一种异质文化。自17世纪以来，建立在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文化、18世纪理性主义文化和19世纪科学主义文化基础之上的西方文化，伴随着其综合实力的上升，逐渐崛起为一种强势文化，马克思主义就产生在这种西方文化的基础之上。随着近代“西学东渐”的强劲西风，马克思主义后来居上，最终超越西学系统成为一种适应中国社会迫切需要的现代性文化。由于中国社会一直在传统的轨道上运行，未曾发生过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思想和哲学革命，也没能出现始于英国的那种产业革命，因此，中国固有的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离的半封闭型文化的自我变革终不能突破牢笼而涅槃复生。

鸦片战争失败，遂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于是爆发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于是兴起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思想启蒙运动，于是迎来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落地生根。中国的这种思想文化变革虽然比欧洲晚了三、四百年，但“亡羊补牢，意犹未迟”。但硬搬来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水土不服，最后还是退场了。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不同，马克思主义不仅满足了中国的实际需要，还恰到好处地实现了与中国文化的“异质互补”，从此，中国的面貌便焕然一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是近代中国思想革命的胜利，它用事实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波澜壮阔的文化传播。

一种文化能从其发源地传播到异域，流行于异时，须臾离不开接受主体对传播主体的需求度和传播主体对接受主体的适应度以及两者之间的亲和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所以大获成功，恰恰归因于它在这几个方面都满足了中国社会和本位文化发展对新质文化的准入机制。这些都是与传播媒介促使文化交流的作用分不开的。

儒家可以发展成一套现代意义的伦理学

李明辉撰写的《儒家传统在现代东亚的命运与前景》（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一文指出：现代学术体制一方面固然无法保留儒家思想的原始生命，但在另一方面，它却可以开启儒家思想的另一面向，即知识化的儒学。知识化的儒学虽然与作为“生命的学问”的儒学隔了一层，但却可以发展成一套现代意义的伦理学，并且成为文化批判、政治批判与社会批判的理论基础，这正是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东亚世界中，中国、日本、韩国与越南过去共同属于儒家文化圈。尽管儒家传统在东亚各国的现代命运不尽相同，但也有不少共通之处，如面对西方文化之挑战、对现代化之追求、传统制度之崩解等。其中，最主要的共同点在于：儒家传统不再拥有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在东亚进入现代世界之后，儒家传统不可能恢复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但仍可继续作为文化教养的重要资源。儒学也不应退入“内圣”的领域，仅成为一套伦理学，因为儒学的主要特色正在于内圣与外王之关联性。在21世纪，儒学除了发展成一套现代意义的伦理学之外，还应发展出文化批判、政治批判与社会批判的理论。

儒学不绝在于争鸣和独尊的交错

陈卫平撰写的《儒学嬗变的思想轨迹：争鸣和独尊的交错》（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一文指出：人们常常把儒学历经两千年而不衰，并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因，归之于它的独尊，这是不全面的。纵观儒学嬗变的思想轨迹，可以看到其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在于争鸣和独尊的交错。儒学因独尊而成为经学，而对儒学经典的崇拜意味着与先秦原始儒学保持着认同关系，先秦儒学的基本原则在后世儒生的注经、解经中得到维系。同时，儒学的独尊也迫使其他思想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向儒学靠拢，儒学基本原则由此渗进于汉代以后的其他思想中。但是，如果只有因独尊而带来的自我认同和他人趋同，儒学不可能有自我更新和丰富发展自己的动力。缺乏这样的动力，儒学尽管可以独尊一时，但必定很快就会枯滞。汉代以降，儒学之所以没有出现如此的局面，很重要的原因是存在着与独尊相抗衡的争鸣。在汉代与独尊儒术相交错的争鸣，突出的表现是援道入儒。

儒学重振的标志是程朱理学的崛起。程朱以拒斥包括佛道在内的异端邪说相标榜，自居为正统。随着朱熹被请进孔庙，程朱理学作为正统儒学而被独尊。与此同时，则有非正统儒学向其提出挑战，其中主要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荆公新学和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之学。同时，理学内部的陆王心学形成与程朱理学争鸣的又一维度。儒学的重振和这些争鸣也是紧密联系的。明清之际的诸位大儒以回归原始儒学（经学）的形式来扬弃理学。这也构成了多重争鸣的一个维度，儒学由此而达到了总结阶段。这种总结首先表现为明清之际诸儒在更高层次上重建了原始儒学人道原则和理性原则的统一。明清之际诸儒通过扬弃理学来总结儒学，还表现在为儒学基本原则注入了近代的潜流，即在人道原则上开始批判君主专制对个体的践踏；在理性原则上开始摄入科学之知的光辉。实证性和数学方法是近代科学的两大特征，他们把质测和知数纳入儒学的理性之知，表现了儒学理性原则向近代科学理性转换的端倪。但是，程朱理学在清代继续受到独尊，儒学基本原则的近代转换由此而停滞。

明代文学东传与江户汉诗的唐宋之争

陈广宏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撰文指出：唐宋之争，以及相伴而生的格调、性灵之争，是中国近世诗歌史上十分突出的现象与话题，所反映的当然不止是简单的诗学上技术路线之争，而是关涉那个时代精英文学审美理想的塑造、演变，有着相当复杂的思想文化内涵。从近世东亚社会来看，鉴于多种渠道的文化交流，它同样成为日汉诗坛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与话题。

江户汉诗是日本汉诗创作的鼎盛期，江户诗坛自元禄至天明开始的唐宋之争或格调、性灵之争，与中晚明乃至清代所要解决的诗学或社会文化问题具有一定的内应性。随着朱子学派在日本的官学化，儒家学问被服务于幕府政治的特殊利益，已退化为一种外在化的伦理道德秩序，显然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变革需求。当江户诗坛专业诗人开始出现，汉诗创作获得独立发展时，技术上的学习便成为一种必要的手段。这当中，他们对于后七子代表李攀龙、王世贞在诗歌史上的作为与地位尤相推重。因此，李、王为代表的古文辞派的影响，一方面具有文学史本身的意义，为江户汉诗提供了实践宗唐复古诗学理想的途径与样板；一方面则具有思想史的意义，令人们从宋儒僵化的伦理道德对人性的压抑中解放出来，诗文风雅成为一种审美的生活方式及表述。

宽政以降被认为是汉诗诗风的一大转捩，江户诗坛自此进入了主张清新性灵的宋诗时期，与之相对应，在学术史上，恰好是阳明学兴隆昌盛、与朱子学相对立的时期。徂徕学所蕴含的包容性与异端观念，将之后的日本儒学带入价值混乱之中。这一期的文学担当者，在开放的城市生活背景下，与儒业日趋分化，以诗文为业谋生，令他们在获得经济自立的同时，更以诗为性命，而发展文人的个性、趣味，且汉诗坛亦出现了放浪靡曼的更为浓烈的世俗生活气息。这种以主体性、个性为主张的时代思潮，与晚明同样具有内在的可比性；与袁宏道的“性灵”主张一样，是以古今发展的文学史观与崇尚真趣之个性表现的文学观互为支撑的，这种文学思想的系统形成，真正具有从复古中解放出来的姿态，它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可以与近现代种种个性主义文学新的思想内涵贯通起来予以观照。随着对古文辞派反省、批判的广泛深入，18世纪后期以来的汉诗坛有越来越多的人转而提倡为该派所排斥的中晚唐、宋元诗，这既可以说是性灵学说影响下有意识的选择，显示一种自觉的反动与习诗取径的拓展，也意味着是这个时期汉文学对于世俗社会日常生活趣味表现的内在需求与形式探索。作为日本近世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江户汉诗，本身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与鲜明的特色，然因其以汉文为共同文语，又直接体现了与汉民族文学、文化以及汉文学圈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其与被认为已经反映文艺复兴类似现象之新思想的16—17世纪中国文人创作与理论著作之间的这种联系，对于探讨东亚各民族在上述共趋进程中的互动、思想链接及其各自表现的特色，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与角度。

越南古代汉文诗叙论

李时人，刘廷乾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撰文指出：越南古代文学中，诗歌是最先成熟并发展的样式，汉文诗又为越南古代诗歌之主流。越南古代汉文诗主要承袭中国唐代以来的诗歌传统，尤以“近体诗”最为发达。作者对越南独立建国以后汉文诗的历时性发展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并着重对越南古代汉文诗中几个问题加以讨论，如：后黎诗歌和陈朝诗歌成就高下的问题、越南古代汉文诗题材内容与现实生活的关系、越南古代汉文诗创作强调“唐律”与创作上的模仿问题、关于越南古代汉文诗创作是否出现流派的问题。通过对越南古代汉文诗创作的历时性考察和对其中一些问题的思考，可以发现越南汉文诗在取得相当成就的同时，也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点，其中包括创作观念上执着于中国的“言志缘情”传统而有所变通，艺术形式上深受“唐律”的影响，其发展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并不紧密，阶段性特征不明显，创作上模仿和程式化也比较严重。造成这种情况的基本原因则在于汉文诗对于古代越南人来说，属于外文创作，与越南的语言不相统一，文字与语言相“隔”，这就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它反映社会生活的广泛性与深入性。也因为汉文诗属于外文创作，所以从思想材料到表达方式，从诗歌理论到创作经验，都不得不借助于外来的输入，并要求诗人的思维模式与表达习惯的全面改变，而这是很难做到的，从而限制了汉文诗在越南的发展和所能达到的高度。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汉文诗创作是伴随着政治体制的输入而发展起来的，其在越南曾经备受推崇，并不完全在于其文学上的价值。越南历代帝王的对汉文诗的提倡和身体力行，也并不完全是对艺术的一种追求，在很多时候，这种诗歌创作活动，已经成为统治者“文治武功”的饰品；与此相对应的是，汉文诗创作在越南实际上已经成为文化修养的标志和身份地位的象征，于是诗歌创作活动的形式意义在很多时候已经大于诗歌创作本身的意义。虽然不能排除越南古代许多作者试图借助汉文诗这种艺术形式表达其思想情感的愿望，但由于汉文诗在越南历史进程中的角色与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角色并不完全相同，从而从根本上规定了其在越南的发展道路，这是我们研究越南古代汉文诗应该特别注意的，完全按照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的方法来研究越南古代汉文诗，很可能是不得要领的。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俄罗斯侨民文学

王亚民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撰文指出：是特殊时代中俄文化交流的特殊产物，它不仅是俄罗斯民文学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俄罗斯侨民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特殊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俄罗斯侨民文学是指20世纪初至50年代，由流亡到中国的俄罗斯人在中国大地上用俄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其作品既保留了鲜明的“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学特征，又刻有深深的中国烙印，包涵着其他文学对象少有的特殊性，本身既是特殊地域文学现象，也是跨国、跨民族、跨文化现象。俄罗斯侨民文学曾在中国存在50余年，然而，中国现代文学界对这一存在于我国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特殊文学现象的关注和研究几乎还是零。这与东北地方史研究中，关于中国与沙俄关系研究的长期空白的不无关系。由于哈尔滨俄罗斯侨民文学处于中俄文学边缘的特殊性，由于其特殊的地域文学类别和作为一种特殊的交叉、边缘文学现象，决定了哈尔滨俄罗斯侨民文学在俄罗斯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价值所在。另外，从哈尔滨俄侨的出现、形成、发展、消亡的轨迹，从哈尔滨俄罗斯侨民作家特殊的身份及其特殊的生存地域，从哈尔滨俄罗斯侨民文学思想意蕴及其艺术特色来看，哈尔滨的俄罗斯侨民文学都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特殊构成。哈尔滨俄罗斯侨民文学虽然是俄罗斯侨民用俄语写作的，但是，它的创作背景、题材范围、描写对象、创作风格都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烙印，它的精神特质蕴涵了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情感，它既是俄罗斯文学的特殊部分，也是20世纪前50年整个中国文学宝库中极有特色的组成部分。

冲绳教科书事件的历史真相与反思

在二战末期的冲绳战中，大约有15万冲绳民众被夺去生命，其中一部分为日军杀害，一部分被迫集体自杀。二战结束以后，“强迫性集体自杀”和“日军杀害冲绳民众”成了战后日本学界围绕历史教科书事件引发的争论焦点，也成为战后日本左、右两股政治力量博弈的一个焦点。陈言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撰《冲绳战：历史真相与集体记忆——从冲绳教科书事件及相关诉讼案件谈起》一文，系统梳理了几桩围绕冲绳战叙述引发的论争和诉讼案件，指出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的表现，是日本社会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深刻的社会矛盾在学校教育中的具体体现。日本右翼势力却将学校教育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于历史教科书，是试图通过历史教科书来培养新的国家主义和排外主义，使日本在新的战争中获得主动权。进而，作者提出，与冲绳历史教科书事件相比，更加广为人知的是日本对侵略中国和韩国、朝鲜等亚洲历史的歪曲，因此，不能把冲绳与其他地域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割裂开来。其原因在于：冲绳虽然隶属日本，但琉球处分以来，在与日本本土的关系上呈现出殖民地与宗主国的结构特点，这与中、韩、朝等亚洲国家和近代日本有过半个世纪不平等、被侵略、被掠夺和被殖民的历史特征有相似之处。与冲绳有关的历史教科书事件也是伴随在对中、韩、朝等亚洲国家侵略历史的修改洪流中的。伴随着日本有事法案的出台以及改宪提上日程，日本似乎是在加速战争的步伐。在这种情况下，冲绳问题就不仅仅是冲绳问题，与中、韩、朝等有关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也不是这几个国家各自的问题一样；而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也不仅仅是日本内政问题了。历史教科书引发的诸多问题与日本全体国民统合的方式密切相关，与日本如何构筑它在亚洲的国际关系问题相关。日本保守势力通过修改历史教科书来培养儿童的“国民意识”，蒙蔽了一般国民对日本近代以来所有侵略历史的反省，遮蔽了日本国民对和平宪法原则的维护和坚持“非战”国家理念的视线，这正是日本保守势力推进“战争之国”日本重建的手段。那么，使冲绳历史教科书问题成为国际舆论，就不仅仅是在日本内部进行的斗争，它构成了东亚地区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通过对冲绳历史教科书引发的问题的理解，再来重新审视南京大屠杀问题、慰安妇问题和细菌战问题等，就能更为清晰地去理解日本社会的政治结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反对日本保守势力修改历史教科书来追究历史真相，抑制日本保守势力的活动，就成了曾经深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携手共同努力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