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简介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简介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目录

【美学研究】

远方的城市：关于都市美学的思考                                 [美]阿诺德·柏林特

欲望美学的文论与当代中国文论建设——仿象理论与真实性                      张玉能

【伦理学研究】

现代性与现代道德问题                                                       晏 辉

“勇”德的中西异同及其扬弃                                                 吕耀怀

中国传统公私观及其缺陷 杨义芹

【跨学科研究】·上海世博会专题·

上海世博会主题公众论坛的文化阐释                                          杨剑龙

上海世博会的生态伦理价值                                                  潘文岚

【心理学研究】

我国青少年主流价值观及其含义、取向                                         岑国桢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特约栏目主持人：孙逊

日本江户时期诸藩及个人文库中国烟粉小说的收藏情况                      [日]矶部彰

朝鲜时代《燕行录》所见中国古典小说初探                                 [韩]金敏镐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女性的古希腊原型                                         张薇

越界与位相：“日本文学”在近代中国的境遇

——兼及中国日本文学教育孕育期相关问题的探讨                          王升远

老舍作品在美国的译介与研究                                          张曼，李永宁

【文学理论研究】

文学性新释                                                                 杨矗

中国古典送别诗的发生学研究                                                叶当前

【历史学研究】

《天圣令》研究两题                                                         戴建国

俞秀松与上海工人运动                                                       邵 雍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推荐

城市美学是由什么构成的呢？

[美]阿诺德·柏林特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上发表《远方的城市：关于都市美学的思考》，讨论在城市体验的基础上建构起城市美学的内涵，进而通过分析城市的变迁，探寻理想的都市体验样态，以及都市美学在这种都市体验中的意义。文章指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认可的那样，充足的物质条件是人们感到快乐的必要条件，然而必须借助审美条件对物质性描述做补充说明，但这些审美条件是感性的。首先，假设艺术和环境审美体验的诸多感官层面是有效的。视觉领域的感官体验包括色彩、纹理、线条、构图和比例关系。城市环境的三维特性要求审美体验还应包括面积、体积和等级。特别是当现代城市的扩张已经超出提供人性化服务的基本职能的负荷能力时，最后一点对获得人性化的审美体验是非常重要的。严重超重的人行动更为不便、更容易生病，超过负荷的城市在有效满足其居民所需方面也有同样的问题。过度的扩张还会有精神层面的负担。这种状况令人生畏、感到压抑、效率低下，还会助长种种恶习和腐化堕落。而且当城市范围的扩张不受限制时，就会像感染恶性肿瘤一样，癌细胞不断扩散并最终杀死宿主。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听觉、嗅觉、触觉和肌肉运动知觉的体验范畴当中，这些感觉和视觉同等重要并且借助视觉联系到一起。

当城市的主要职能从宗教转向权力的在场，从权力的在场转向商业和工业力量的不断加强时，而且在城市现在越来越淡化这些职能时，城市依然承担着一个职能。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职能把城市带回到起源阶段——一个公众共享的地方，可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可以实现成熟的感性体验的可能性。当城市作为文化中心履行新职能时这种情形才会成为现实。让城市成为囊括有创造力、防范能力、从事生产性活动机构的所在地；成为多样文化的产物：艺术、科学及历史博物馆，研究机构和大学，图书馆和演出中心。这便要求有足够的人口集中可以促成文化上的骚动但又没有大到无法忍受和难以抵抗的地步。这样的相互刺激自然也包括通常独立工作的艺术家、学者和科学家的诸种努力。这样一种充满创造性的文化是一种理想概念，只有在社会统一体中才有可能。

当代中国文论应该防止日常生活的欲望化

欲望美学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一种后现代主义美学形态，其代表人物是法国思想家让·鲍德里亚（一译波德里亚）。这种美学针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状况，提出了“消费社会”和消费主义的观念。在消费社会之中，由于大众媒介的作用，形成了一种“仿象”的“超现实”和消费主义的欲望化倾向，它们生产着消费者的符号化和欲望化的身份，给文学艺术的发展带来了特别的影响，构成了所谓“欲望美学”。这种欲望美学给中国当代文论建设提供了一种新的参照系。张玉能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上发表《欲望美学的文论与当代中国文论建设》，指出在这个参照系之下，中国当代文论必须注意消费社会、消费主义和模拟、仿象给文学艺术发展带来的新的机遇和严峻挑战，既要引导人们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也要防止文学艺术的消费化、欲望化，构建中国特色当代文论。

中国特色当代文论应该坚持面向真实的现实，既看到后现代主义时代的“仿象”、“内爆”、“超现实”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也要坚持艺术生产、艺术消费、艺术符号与现实生活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有效地发挥文学艺术反作用于现实生活的巨大力量，尤其是大众媒介艺术的不可低估的力量。所以，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当代文论的过程中只能吸取鲍德里亚仿像理论文论的批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超真实”和“超现实”的观点，却不能把他的仿象理论的“超真实”和“超现实”的观点当作普遍的美学和文论基本原理来照单全收。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当代文论，反倒会形成一种对现实生活冷漠的美学和文论，反而离开现实生活越来越遥远，甚至会沦落到“艺术终结论”的某种奇特的虚无主义之中。

现代性语境下的道德问题

晏辉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上发表《现代性与现代道德问题》，指出：现代伦理学面临着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迥然不同的时代主题，这个主题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也正是这两个方面才使得现代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根本有别：一个是“好生活问题”的隐匿；另一个是“城邦之善”已经变成一个尖锐的问题。简约地说，无论是安斯库姆还是斯托克等人对现代道德哲学的尖锐批评，都是一种学科内的学术批评。这些批评无论怎样地击中要害，也无论批评者多么激愤，似乎都未触及到问题的实质：现代道德哲学的“精神分裂症”实质上是现代生活“精神分裂症”的理论表达形式。不是功利主义也不是康德的道义论把好的生活和人类幸福从伦理学中清除出去，而是现代社会设置使生活没有了终极意义。伦理学家的个人魅力及其伦理学学说对社会生活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他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完全的责任拯救整个世界。现代伦理学家固然要研究以思想形态出现的学术资源，更重要的是研究造成生活之“精神分裂症”的社会根源，从社会生活中而不是到已有的伦理学那里去寻找解决问题的道路与方法。于是，在“行动者与行动”这一伦理命题下，主题就被分解成三个核心问题：德性与规范、正当性证明、好生活的张显与隐匿（从行动者到行动）。使好生活回归伦理学本身，只不过是在现代性语境下，人们试图过一种好生活的强烈愿望的伦理学表达。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道路，绝不仅仅是伦理学工作者对行动者之好生活的强烈吁求，而在于对现代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回归行动者、好生活、关怀伦理已经变成了全人类的事情。

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着生态和谐论的道德观

潘文岚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上发表《上海世博会的生态伦理价值》，指出，作为整体的大自然是一个互相影响、互相依赖的共同体。最不复杂的生命形式具有稳定整个生物群落的作用。每一个有生命的“螺丝和齿轮”对大地的健康运作都是重要的。由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构成的生态系统是有机的自然整体。生物圈是地球最大的生态系统，人类的生命维持与发展，依赖于整个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在这样的生态整体论世界观的观照下，上海世博会将“城市”看成了一个动态的有机整体，这个有机体是由人、城市、地球大生物圈和地球资源体系构成的。城市的发展与地球上的生物圈和地球资源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并构成了非常密切的相互依赖关系。城市依赖于地球生物圈和地球资源而存在、发展，地球也因城市的存在和发展而遭受困扰。

生态和谐论的道德观，是要用人类特有的道德自觉精神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或人与自然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保护自然环境，重视自然界的权利和内在价值，尊重地球上生命形式的多样性，爱护各种动物和植物，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面向21世纪的人类唯一可选择的、科学的社会发展道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不仅是生态文明的重要表征，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的。

作为人类文明核心地的城市必将成为人类实现生态文明的转折点。本届世博会主题演绎体现了这样的思路：让城市率先行动起来，用人类的智慧应对人类面临的困境。因此，上海世博会为全球各国的城市提供了展示生态和谐的人类智慧的成果。而各个国家的主题馆正是此意义上从不同的角度演绎着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和谐理念。因此，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演绎充分体现了充满现代精神的生态文明理念，这一理念又通过生态整体主义世界观和生态和谐的道德观加以彰显，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届世博会是继充满生态文明意识的汉堡世博会、爱知世博会之后人类生态文明观念进步的重要展示会。

对北宋《天圣令》研究的辨疑

《天圣令》是北宋前期众多法典中唯一的一部普通法令典。《天圣令》所载宋令是北宋前期政治经济生活的集中体现。探讨新制定的宋令与编敕等其他法典之间的关系，对于进一步了解认识宋代法律史，具有重要意义。多年来，海内外学者作出了积极的反应，纷纷著文，从各个不同角度进行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然而学界在研究中存在一些认识上的问题，阻碍了对这部令典价值的充分挖掘和进一步利用。戴建国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中撰《〈天圣令〉研究两题》一文，就《天圣令》制定过程中所参宋代新制及其与《庆元令》的关系两个方面进行辨正，指出：其一，《天圣令》是以唐令为蓝本参以新制修纂而成的，虽然新修订了不少条款，但是《天圣令》远不是当时法律的全部。在《天圣令》之外，与之并行的法典还有编敕、附令敕。其二，《天圣令》与《庆元令》有着较大的差异，《天圣令》反映的唐后期至北宋前期社会变化后的社会关系，与《庆元令》所反映的北宋后期至南宋的社会关系有着诸多不同。天圣以后，宋代社会仍在发生着许多重要变化。

俞秀松投身上海工人运动的心路历程

俞秀松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国最早的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他早年的工人运动生涯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最初结合的一个缩影，很值得研究。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罕见，在众多的五卅运动的论著中亦鲜有提及俞秀松的。邵雍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中撰《俞秀松与上海工人运动》一文，主要根据新发现的共产国际有关俞秀松的档案材料，回顾俞秀松在上海进行工人运动的史实，并对其日记进行解读，以期了解他投身工运的心路历程。研究指出：俞秀松在上海领导党团工作时参加了一些工会组织，进行指导，又内部指挥了包括五卅运动在内的多次工人罢工斗争。同时，他对帮会流氓应对有方；对帮会的见解一分为二，富有策略性。他还提出了组建工人俱乐部的主张，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工运路径。在俞秀松的言行中体现了无产阶级艰苦奋斗的可贵精神和改造世界的宏伟抱负。这种精神与抱负在一定程度上又具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在上海工人运动中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我国青少年主流价值观及其含义、取向

岑国桢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撰文认为：研究当今我国青少年主流价值观，首先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他们心目中有哪些主流价值观？每一主流价值观在他们心目中的含义是什么？社会（集体）取向、个体（个人）取向分别是中、西文化的一个特征。改革开放后，多元文化交汇的时代背景下，我国青少年主流价值观取向在这一维度上有何特点也值得关注。从心理学视角研究青少年的主流价值观，能把握他们在价值观上的“实然”状况，进而才能使我们的价值观之“应然”教育基于心理事实之上。作者采用心理学的公众观研究技术路线，运用调查法并结合访谈、专家讨论、征询认同、文献研究等方法。从青少年学生对主流价值观问题的开放性回答和个别访谈中获取资料，经耙梳、整理、归纳、概括后提取主流价值观并厘清其涵盖的下位价值观念；在文献研究基础上，撰写最能表示每一主流价值观内涵的相应命题句；最后调查青少年对这些命题句所代表的主流价值观的确认情况。其一，调查当代中国青少年心目中的主流价值观。以1285名各级各类学校学生为对象的开放式调查研究表明，获得的14项主流价值观是：自我观、法制观、审美观、亲情观、公正观、国家观、友情观、健康观、群体观、财富观、生态观、人权观、集体观、关爱观。其二，调查这些主流价值观的含义。基于文献研究结合专家研讨、征询后形成了表达14项主流价值观含义的命题句，并在以570名中学生为对象的匹配反应作业中获得确认，表明命题句能反映主流价值观的含义。青少年对14项主流价值观命题句的认同率均达90%以上、其中7项达95%以上。其三，调查这些主流价值观的取向。以334名年龄22～25岁的大学研究生和公司职员为对象的两项作业表明，国家观、法制观、集体观、群体观、生态观5项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取向，其中的国家观、法制观和集体观尤为突出；健康观、自我观、财富观、亲情观、审美观5项具有明显的个体性取向，其中的健康观、自我观、财富观更为突出；此外，人权观、友情观、公正观、关爱观4项则兼具个体/社会两种价值取向。这当是14项主流价值观在当代我国青少年心目中的取向特点。

文学性新释

自从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罗曼·雅各布森标举意指文学特殊性、本质特征的“文学性”一词以来，文学性就成了一个评判文学的重要概念和尺度，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引起争议的“理论话语”。杨矗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上撰文《文学性新释》，指出“文学性”的困惑是关乎本质的困惑，而本质的困惑则来自本质的变与不变的复杂结构。那么，怎样的“文学性”解释才可能远离困惑？文章认为，合理的文学性规定应该是：文学性等于诗性、语境关联性和诗意对话性。文学性具有三层本质和三圈结构：外层为语境关联性；中层为诗意对话性；深层为诗性。诗性不是它的全部，而仅是它的里圈和核心层。同时，三者紧密相联，不可分割。形式主义的文学性是最纯粹最深刻的文学性，但同时也是缩小化的、有着严重局限的文学性，它是一种小文学性；文学的语境关联性和诗意的对话性，或者说20世纪“文化转向”以来的文学性，为大文学性。今天，小文学性已逐渐为大文学性所包融，诗性、诗意对话性、语境关联性也越来越趋于一种融合态。小文学性与大文学性，或文学性与非文学性之间存在着周期性、或轮回性的互动倾斜关系，文学性最终应是一个周期性的概念。

“日本文学”在近代中国文学教育中的历史境遇

不可否认80年中日关系的阴晴冷暖极大地左右了中国日本文学教育的发展进路，但是，这一命运在近代中国日本文学教育的孕育期便已先天注定也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学校的日本文学教育迄今已历80余载的风雨历程，总的说来，颇有些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王升远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中撰《越界与位相：“日本文学”在近代中国的境遇》一文，对近代中国学术、教育转型中关于何为“日本文学”、可否/如何进入“教育”的种种探讨、纷争与尝试进行剖析，指出：从汉学视域中本无所谓的同质性存在、“日本教育”的同义词；到作为治化风俗的异域文学资源，在观念未大变前提下的积极导入、学术转型期学科分类的粗制；再到晚清教育改革“照猫画虎”的得失权衡中“无—有—无”的进出，“日本文学”在近代中国知识界、教育体制中的位相与境遇始终是在与汉文学、西方文学同异高下的对比中被规定、被决定的。一方面，日人对汉文学之尊崇强化了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古代是模仿中国，现代是模仿西洋”的文化成见在中国又大有市场。两者叠加，决定了“日本文学”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但是，尽管如此，这种种探讨、纷争与尝试，也为1920年代后中国日本文学教育的逐渐成型（包括学科的建立、本土化教材的编撰等文化事件）积累、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资源和制度可能——所谓“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是也。当然，这一切在另一个层面上，又为我们理解中国文学、学术、教育的近代转型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参照。

老舍及其作品在美国的传播和研究

平民作家老舍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国外，老舍是作品被译介最多、译介国家最多、被研究最多的中国作家之一。近70年里，在美国，老舍作品的译本有近60篇之多（包括重译），有些重译本达3个以上。其间，因为受到翻译赞助人、政治意识形态、译者意识形态的控制等非文学原因，老舍的有些小说被翻译时曾遭到删减和改写，老舍作品的研究也经历过社会政治的表层阅读，但最终都复归了文本的直译再现和文学性研究。在这曲折坎坷的翻译和研究进程里，译者通过翻译老舍的长短篇小说、戏剧、评论等进入老舍世界，与之对话；研究者通过阅读的方式走进老舍世界，阐释老舍，在海外形成一个庞大的老舍翻译和研究网，与国内研究由不谋而合，到“反动”，再到互动互补的过程。梳理老舍——中国学术文化之树上的一朵奇葩——在美国的翻译与研究，不仅有助于国内同行了解老舍作品在美国译介与研究的历时变化及其原因，丰富和深化国内的研究，还能给予海内外学术文化的发展以启示。为此，张曼，李永宁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撰《老舍作品在美国的译介与研究》一文，全面梳理了自1944年至今老舍作品在美国的被翻译、自1939年至今老舍及其作品在美国的被研究情况，并在与国内同时期的研究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指出受到文学和超文学因素的影响，老舍作品在美国的被译介与研究经历，分析了老舍作品在美国的被译介与研究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