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1期推荐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1期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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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1期目录

【哲学研究】

马克思需要理论与价值哲学创新                                           高惠珠(5)

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生态意蕴

——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J.B.福斯特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陈学明(13)

【城市史研究】

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城市人口：定义及估计                                 侯杨方(27)

古罗马城市研究源流与现状                                         陈恒，谭顺莲(32)

中国古代地方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                                       成一农(43)

【经济学研究】

国际性大都市能源战略经验借鉴                                   刘红梅，王克强(52)

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教育的第三方模式研究                                  张毅(59)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清代小说禁毁述略                                                       石昌渝(65)

明清章回小说的表达方式与文言叙事传统                                   陈文新(76)

【教育学研究】

60年中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变革                                         杨德广(83)

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现实境遇与未来抉择                           蔡宝来，晋银峰(92)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老舍研究中的学术不端现象批评——以蒋泥的“写老舍”为例                张桂兴(103)

【外语研究】

“形合”、“意合”与英汉翻译的句法策略                                马绪光(112)

中国圣经希伯来语教育状况与互动发展前景                                  阮项(118)

【跨学科研究】

永历王朝耶稣会士“适应政策”的乖舛与败因

——从贵州安龙现存永历政权的遗物谈起                           孙景尧，龙超云(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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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需要理论与价值哲学创新

    高惠珠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上撰文，从存在论视野，立基于马克思的原著，深入探讨了“需要”范畴的三重意蕴，展示了马克思需要理论所揭示的“需要”发展的三大趋势：需要的不断上升趋势、需要与“有效需要”的不同步发展趋势、需要发展和社会组织发展正相关趋势。正是“需要”与“有效需要”的不同步趋势的发展，成为革命之所以产生的深层根源。论文考察了需要的发展与社会价值观念嬗变的内在关联，说明需要的最高层次“完整的人的需要”和人的终极价值取向——“自由个性”的形成，在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方面具有深刻的一致性，并说明了这一研究进路的重要现实意义。总之，价值哲学，作为一种与人的主体性紧密相连的哲学理论，它的深入研究和健康发展，不能仅仅着眼于逻辑的推演与学说的综合，而是必须牢牢地立足于现实生活实际。社会生活本质上之所以是实践的，正是因为人的生存是一个不断地创造需要和满足需要的历史过程。正如人们总是从自己所处的经济关系中引申出自己的道德观念一样，人们也总是从这些关系中引申出自己的价值观念。人民群众对于一种社会思想或者一个政党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政策作出反应的最初源泉，正来自于人类需要的海洋。政治说到底就是一个如何将需要转变为有效需要、社会抱负、集体期望和政治目标的实践过程。价值哲学的研究，只有渗入社会生活全过程，才能永葆“理论之树”色彩常青。

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生态意蕴

    陈学明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上撰文，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J.B.福斯特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进行评论。美国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J.B.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隐含着深刻的生态观点，而当今人类只有在马克思的这些生态观点的指引下才能走出生态危机。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在马克思从事现实斗争的同时，与各种思潮的碰撞中形成的。在他看来，马克思对这些思潮的批判与决裂，都成了“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物主义自然观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时刻”，因此可以借助于马克思对这些思潮的批判与决裂这个角度来“观察历史唯物主义这种与众不同的研究社会的方法的出现”。J.B.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生态理论主要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共产党宣言》这两部著作之中。紧密结合劳动异化来分析自然异化；强调自然异化是人为造成的，具体地说，是由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造成的；提出自然异化给人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使人丧失掉基本的生活要素；力主通过“联合”的道路来消除私有制，进而消除自然异化，构成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生态世界观的主要内容。J.B.福斯特驳斥了一些西方学者把《共产党宣言》说成是“反生态”的种种误解，强调正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把关于建立与自然的可持续性关系的思考作为“关于共产主义建设论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的一些核心理论实际上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形成，这就是：所有生态问题都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引起的。

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城市人口：定义及估计

    侯杨方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上撰文，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与乡村人口分布情况进行分析。这个问题有两大难以逾越的障碍：一是缺乏可靠的统计数字；二是城市与乡村的定义不统一。文章搜集了中华续行委办会、金陵大学农经系、1949年公安部门和帕金斯等对中国城市人口的统计和估计，认为在这一时期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上限为21%。另外，文章对城市人口的多种定义和在不同时期的统计口径也进行了说明。根据作者收集的有关估计结果，依据不同的定义，1918年中国城市（25,000人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7.29%；1930年代，中国19个省中城市居住了10%的户数，市镇为11%（包括部分农村人口），村庄为79%，即中国城市人口比例约为21%；根据厄尔曼—帕金斯的估计，1900—1910年、1938年和1953年，中国城市人口（1958年人口数超过10万的城市，不包括香港）分别占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4.32%、5.25%和8.44%；根据公安部门的统计数，1949年中国城镇（城市人口，1982年国务院定义）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1.47%。以上这几个比例可能是目前最为接近事实的数字，即在整个20世纪上半期，依据不同的定义和估计，中国城市人口比例在10%~20%之间。

中国古代地方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

    成一农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上撰文，分析了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研究现状，认为由于研究方法上存在问题，因此当前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认识存在诸多问题。为了克服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作者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即要素研究法。这种研究方法简言之就是将构成城市形态的各要素分解出来；然后，分析每一要素产生、发展、地域分布及其原因；再次，将各个要素按不同时段、不同地域结合起来，并研究要素之间的关系，构成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中国地方城市的城市形态的抽象模型；最后，对这些不同时段、不同地域的城市形态的抽象模型所反映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变革进行分析。与传统的综合研究的例证法以及区域和个案研究方法相比，要素研究法的优势有以下两点：第一，这种研究方法避免了例证法中选取具有代表性城市的局限。第二，虽然宋元之前保存有较为大量的资料，但可以进行全面研究的城市数量有限，而构成城市形态的各要素的资料则相对较多，对每一要素都可以进行比以往更为深入的分析。研究方法是针对以往研究方法存在的不足而提出的，其目的在于摆脱以往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的局限，试图用新的方法来解读中国古代城市形态演变的过程和其中的重大变革。

清代禁毁小说的重要政策举措及其对小说发展的影响

    石昌渝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上撰文《清代小说禁毁述略》，呈现清代小说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禁毁小说是君主专制文化政策的一部分，与明代相比，清代禁毁小说更是常态化和法制化。然而小说的性质和受众与传统诗文毕竟有别，因其“俚鄙”而在民间拥有广大读者，且有以小说生产和传播为生计的众多从业者，朝廷或有鉴于此，在申饬禁令之时，亦必告诫地方官吏不得纷纷跴缉，转滋扰累，不像处置“悖逆”诗文那样严酷。纵观清代，小说之禁令屡申不绝，而小说的编刊也从未有过中断。不同时代的小说因不同时代的政治文化存在诸多因素的差异，不过，在朝廷文化专制的高压下，小说的整体风貌和发展轨迹却发生了相应的深刻变化。禁黜小说，康熙朝止于“淫词”，乾隆朝扩大至“违碍”文字，殆至嘉庆朝，凡稗官小说，连同其流通之管道“小说坊肆”，一概严禁。嘉庆以降的百年间，朝廷和地方政府对小说的禁黜不断升级，加之乾嘉学术风气的深刻影响，一般士大夫文人渐渐远离小说创作。小说作品数量虽未见减少，质量却显著下降，小说遂失去往昔之艺术光彩。甲午战败，变法诉求见诸奏章以及各地新刊的报纸杂志，宣示朝廷二百多年来严禁士人议论时政的法规荡然无存，康乾以来禁毁小说的法令也成一纸具文。小说因维新运动而获得新的生命，从内容到形式急剧地由古代向现代转型，不到十年间创作及翻译达千余种，创造了中国小说史上空前繁荣的局面。

明清章回小说的表达方式与文言叙事传统

    陈文新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上撰文认为：明清白话小说主要包括话本小说和章回小说，学术界已习惯称之为通俗小说。仅就语言层面谓其明白易懂，其称谓可以成立；如果涵盖审美趣味，谓明清时代的白话小说格调通俗，那么，“通俗小说”并不是对这类作品的合适定位。明清章回小说的表达方式，已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文言叙事传统的洗礼，对它们的解读和把握，不能仅仅关注口头叙事传统。它们中的经典作品体现了鲜明的文人小说风范，这一类小说是不能以研究通俗文学的方式来解读的。首先，第三人称限知叙事的传统是由文言小说建立起来的，而讲唱文学未能建立以第三人称限知叙事展开情节的传统。金圣叹刻意以文言小说为例来揭示《水浒》中第三人称限知叙事的长处，凸显文言小说传统的启迪直接而重要。第二，赋予文本以不确定含义是明清章回小说中的经典作品与讲唱文学之间的重要区别。由史家叙事方式造成的读者解读分歧显示出历史本身的复杂性，而在明清章回小说中，文本意义不确定的情形同样普遍。讲唱文学以讲述为其基本的存在方式，而《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则充分显示了呈现的魅力。“讲述”常常伴随着褒贬分明的评议，“呈现”则并无作者的明确表态，文本含义因而具备了多种阐释的可能。在文言叙事传统中，呈现比评判更重要，人物的复杂性因而得到了关注。第三，将诗心与写实融合是明清经典章回小说值得关注的表达方式。讲唱文学未能建立以白描手法写自然风景的传统，而吴敬梓则乐于以诗境入小说，一方面，其人物的隐士品格是诗化的，他们感受山水自然的方式也是诗化的；另一方面，在展开富于诗意的情节时，细意熨贴，即使是从古典诗词中吸取的情节、意境也能写得自然圆润，达到极高造诣。写实与诗意在《红楼梦》中的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格调：既继承了中国古典诗词、戏曲的感伤、凄丽，又包含了明代白话小说的泼辣、明白，使其具有作为写实文本和作为抒情文本的双重审美功能。这一融合以中国古典文学积淀的诸多审美因素为基础并集其大成，造就了小说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1、明清时代的章回小说不宜笼统地被视为通俗小说；2、明清时代的章回小说经典已经成功地融合了文言叙事传统的若干审美特征，并形成了新的表达惯例。如果没有这样的融入或催化，《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不会呈现由目前通行本所代表的风貌，《儒林外史》、《红楼梦》这样的“文人小说”更是绝不可能产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巨大变革

    杨德广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上撰文《60年中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变革》，着重论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重大变革。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高等院校的全部办学费用均由国家财政负担，高校在办学经费上没有自主权，也从不考虑利用高校自身的资源及智力优势去筹措办学资金。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要求高等教育内部也要改变其原有的投资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改变了单一的国家拨款体制和长期以来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局面，正确处理国家、社会、学校、集体和个人合理分担教育经费的问题，逐步建立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高等教育外部投资体制的变革体现在：投资主体、分配方式、投资渠道等方面的变化；内部投资体制的变革体现在：收取学费、住宿费、建立学校基金、发展校办产业、利用银行贷款等，形成了“一主多元”的“财、费、税、产、社、基、科、贷、息”等9条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渠道，极大地推动了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

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现实境遇与未来抉择

    蔡宝来，晋银峰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上撰文指出：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的推进，由于本土和未来的观念、理论、思想和方法的冲突而导致一些疑难和困境的产生，它们既体现在思想和观念层面，也体现在体制和机制方面，主要表现为：1.教育改革中本土和未来的理论、思想、文化冲突加剧。国外土壤生发的教育理论，难以适应中国本土的现实需求；现有教育思想和理论的生成机制，难以提供课改实施的理论支撑；国外个人本位的教育追求，难以调和中国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2.课堂教学理论研究和创新不够，中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差异，阻滞对学生创新素质的培养；原有教学思想和理论的惯性张力，阻障教学改革的实施进程；课改理念的理解偏差，导致课堂教学行为的异化。3.课程实施的教师资源储备不足，表现为认识缺位，理解片面，方法失当、能力不足；教师培训的理论化、简单化和形式化；教师教育研究的切入点未找准，缺乏多元方法论支持。4.教改理念诠释中西方教育话语的境遇：当代西方语境缺乏亲和力和认同感，西方话语概念的表述模糊和解释乏力。5.社会文化环境与考试制度不能适应教改需要，国人的考试情结深入骨髓，高考应试教育观念根深蒂固；家长对教改的认同和支持不够，教改被曲解为管理者的政绩工程和学校的升学率要求。为此，深化教育改革的未来抉择是：教育思想和理论的借鉴、继承、创新及本土化；话语方式应借鉴创新而非移植套搬；教师教育应关注教师的专业自觉；考试体制改革应关注学生个性、能力和创造力的培养。

近年来老舍研究中的学术不端现象

    张桂兴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上撰文，对近年来老舍研究中的学术不端现象进行批评。文章认为，在当前急功近利的学术氛围中，“投机”者的功利性选择往往超过了其他因素，致使文化界趁机冒出了一批所谓“写手”——他们不想再去坐“冷板凳”，走正常的学术研究之路，而是希望寻求一条所谓立竿见影的捷径。为此，他们既不在学术研究的基本功上下功夫，也不顾及一般的学术规范，而是凭借拼凑、改写甚至抄袭别人的现成文章和著作，去“组装”或“整合”成自己的所谓“成果”。然后，又通过“炒作”一夜成名，俨然成了研究某个方面或某个领域的专家、名人。其中，蒋泥先生“以老舍为写作对象的成果”（“写老舍”）具有代表性。在不足5年的时间里，他既有《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老舍卷》、《老舍之谜》和《老舍的沉浮人生》3本书出版，也有若干篇文章发表，洋洋70万余字。特别是他通过“炒作”，使读者仿佛觉得在老舍研究界出现了一位新秀，运用“最新资料”，解决了老舍研究中许多未曾解决的重大问题。但仔细一读，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作者认为，蒋泥的“写老舍”是一些改头换面、重复出版的“成果”，“想当然”成分异常明显，文献资料讹误与学术失范十分普遍。特别是错误百出的《老舍的沉浮人生》，由于冠以“献给老舍诞辰110周年”的名义，既误导了广大读者，也给海内外老舍研究造成了混乱，以致造成了短暂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由此看来，轻视文献资料建设，必然要付出惨重代价；而纠正学术不端，更是刻不容缓。

天主教与南明永历王朝关系新论

    关于南明王朝与天主教的关系已有论述，但是，根据在贵州安龙地区新发现的南明永历王朝与天主教遗物，却有新的认识。孙景尧、龙超云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撰《永历王朝耶稣会士“适应政策”的乖舛与败因》一文，通过对这些遗物的审视反思，并将之与中西文字史料彼此印证，指出：耶稣会传教士与永历王朝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一改早先教会传教的“征服政策”而为“适应政策”，不仅使在华传教地区的“当地人”归信天主，而且使得当时的永历王朝要员，乃至王室最高层的太后、皇后与太子都成为其教徒，收效十分显著。然而，进一步探究耶稣会士百般努力的“适应”举措，却发现，因其主要“适应”的是南明王朝最高需要的军政外交要务，故同唐代景教的际遇一样，在经历了与永历王朝要员“拉关系”、为王朝要务“卖力气”之后，还是被其所“适应”的对象“断了气”。究其根源，尽管这一对象已是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永历王朝，但由于“貌合神异”的原因，耶稣会士的基督教“道统”不仅无法适应中国封建专制政统，而且也无力抗衡封建专制道统。永历王朝赖以维系的中国封建专制“政统”及其“道统”，照样会使耶稣会士的传教及其对“他者”的适应，只能是再一场的“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