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目录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目录

 【伦理学研究】特约栏目主持人：刘士林

论社会公共政策的道德价值                         王正平，李耀锋(5)

施韦泽的歌德伦理思想研究                                陈泽环(14)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特约栏目主持人：刘士林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三条思路                       张宝贵(22)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使命                             刘旭光(27)

【中国社会史研究】特约栏目主持人：唐力行

徽州旅沪同乡会的社会保障功能（1923—1949）               唐力行(33)

徽州歙县白杨源：一个盆地小区域社会的初步调查与研究        王振忠(45)

抗战时期徽州基层社会权力关系探析

——以歙县为例                                           徐松如(55)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特约栏目主持人：刘士林

六朝江南都市艳歌的生成机制及其历史流变                     葛永海(63)

陈子昂《感遇》诗与《庄子》的哲学关联                       鲍鹏山(73)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特约栏目主持人：刘耘华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烟草与文学：清人笔下的“淡巴菰”                          刘耘华(83)

美以美会传教士亮乐月的小说创作与翻译                      宋莉华(94)

上海美华书馆与中国文学的英文传播                         孙轶旻(102)

【跨学科研究】特约栏目主持人：刘士林

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媒介素养问题思考                         王莲华(108)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在渝期间交游考                             施晔(117)

两百年来台湾文化变迁概述

——兼论两岸文化交流的对策                                 王仲(130)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要目简介 

　

论社会公共政策的道德价值

王正平，李耀锋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上撰文指出，公共政策涉及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等层面公共利益的分配和调节。它们既是社会思想道德建设赖以开展的基本社会条件，又对社会公众的价值观念产生直接的现实影响。社会道德力是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文化自觉应当表现为政策自觉。当前，在我国各级各类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修改、调整和评估过程中，要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导向和约束，把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在各种社会公共政策中变成看得见、摸得着、可感悟的政策措施，切切实实地增强社会公共政策的社会效益。社会公共政策具有重要的道德价值，公共政策与道德价值理念密不可分。一方面，制定怎样的公共政策，本身需要一定的道德价值理念的指导和制约；另一方面，某种公共政策一旦确定和实行，其内在包含的道德价值理念必然对社会公众的道德价值观念和社会道德风尚产生直接的、积极或消极的巨大影响。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在于为社会的公共利益服务，公共政策的伦理分析在于保证公共政策内含的价值导向与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相一致。公共政策作为社会和谐的调节器，具有以社会价值为导向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如果能够将社会道德评价融入公共政策的全过程，置于社会道德的大背景下，以社会道德资源作支持，使其具有道德上的正义感，获得其伦理合法性、合理性，这不仅是一种社会进步和对民意的尊重，也是对公共政策本身的一种很好的保护和促进，有利于社会管理的有效实现。公共政策是实现公共利益而制定和实施的行动准则，它在本质上调整着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公共政策使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基本价值取向具体化，和谐社会“善治”目标的实现，需要“良策”即体现社会基本价值原则的公共政策加以规范指引、贯彻执行。社会基本价值理念全方位渗透到公共政策中，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道德水平。在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关键期，社会公共政策应当特别重视和切实有效地体现公平正义、利益兼顾、尊重劳动与劳动者、诚实守信、人道仁爱、维护生态平衡等最基本的核心道德价值理念或原则。

　

　

　

歌德将生存目标定位为人性的圆满

陈泽环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上撰文，指出：施韦泽从“人要高贵、乐于助人和善良”、“倾心于自然神秘的独特生命”、“不以正义为代价去做有能力做到的事情”、“在实际行动和精神创造的并存中实现人格的统一”四个方面，对歌德以“将生存目标定位为人性的圆满”为核心的伦理思想进行了研究。歌德从他所生长的多姿多彩、生动活泼的社会环境中获益良多,并由此养成了其伟大和创造性的人格，成为令人高山仰止的人物。在他的格言“人要高贵、乐于助人和善良”中，他将“高贵”摆在第一位。因为就他理解的“善”而言，高贵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关键在于，人将天性中的善挖掘出来，实现它，并由此以最高贵的方式变成他自己。在施韦泽看来，就与欧洲哲学传统的关系而言，歌德熟悉思辨哲学却留在自然哲学的阵营中。思辨哲学通过强制自然和世界，使世界屈服于人的思想。自然哲学则是让世界和自然按其本来面目存在，要求人顺应它们，作为精神胜利者坚守其中并作用于它们。使歌德与康德、费希特和席勒分道扬镳的东西，则在于他对自然现实的敬畏。由于倾心于自然神秘的独特生命，歌德持有一种伟大的、未完成的世界观。他深入地观察自然，研究和探寻其中的一切，在富有价值的活动中寻求生命的意义。歌德认为，行动赋予生命以真实的满足，生存的最神秘意义在于行动之中。在施韦泽看来，“人要高贵、乐于助人和善良”是歌德的微观个人伦理，“倾心于自然神秘的独特生命”是其宏观宇宙伦理；“不以正义为代价去做有能力做到的事情”是歌德的中观社会伦理；思想和行动的结合、思想和全面行动的结合则是歌德生平和事业中的一种极为突出和重要的特征，人们应该通过行动、行动和思想的结合来考察歌德的世界观和伦理观。其最终的落脚点则在于，与通常的人道行善结合起来，“成为你自己”，从而实现人性的圆满。

　

　

　

六朝江南都市艳歌的生成机制及其历史流变

葛永海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3期上撰文提出，从文化背景来看，六朝江南文化史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正是六朝开创了独具特色的，足以与中原文化相抗衡的江南文化体系。六朝江南都市艳歌的生成正是特定时空背景下，多种文学主体彼此交流互动的结果。所谓特定时空包含了两个层面，大的方面是六朝江南的特殊背景，六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繁荣的重要时期，而江南则是初现活力的特殊区域，两者的交集构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时空坐标；小的方面则是由商业文化日益培育的城市属性得以彰显，并成为当时诗歌直接汲取的题材来源。正是在这双重背景下，王室、士人和民间歌者作为文学主体彼此交流互动，尤其是士人与民间歌者之间的互动，催生了艳歌中男欢女爱的题材内容及相应的艺术形式。在文学实践中，士人对于民歌进行了各种方式的吸取借鉴：一是纯粹的拟作，二是艳情化改写，三是将成果收入音乐机构进行传播。来自民间的文化资源使得六朝诗歌变得愈加鲜活隽永，王室的爱好则极大地扩张了这些诗歌作品的影响力，江南都市艳歌终得畅行天下。如果说，建康是六朝的代表性城市，那么，唐代江南的中心城市则无疑是广陵，这两座城市都体现了宋前时期江南城市经济的最高水平。从发展演进的角度来看，极易发现两城市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承接关系，在南京被毁后，扬州历史性崛起，于是六朝南京的繁华逐步发展到唐代扬州的繁华。江南城市化进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正是这样发生位移的。六朝的都市艳歌并没有随着陈代的败亡而消歇，随着唐朝经济的繁荣，江南的扬州成为全国数一数二的大都市，曾经流行吴歌的地方重新传唱起都市艳歌。置于诗歌发展流变的背景中，六朝诗歌的三种属性得以凸显：江南韵味、城市属性、情爱题材的三位一体。而六朝以建康为中心的诗歌创作正是在这些层面上确立了自身的奠基意义，为后世树立了“文化江南”的诗歌传统。尽管此后商业化特色越发显豁，城市属性不断加强，六朝江南都市艳歌所确立的诗歌属性，却不断获得来自其后时代的积极回应，不断被后世作品以传承仿效的方式致以历史的敬意。

　

陈子昂《感遇》诗与《庄子》的哲学关联

鲍鹏山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3期上撰文提出，从客体和由客体所激发的主观情怀两个层面进行剖析，可以发现，在陈子昂的38首《感遇》诗中，诗歌意象往往直接沿用哲学概念，这些概念及其哲学旨归与《庄子》有着几乎一致的出处，显示了这组影响与争议巨大的诗歌与《庄子》之间的深刻的哲学关联。陈子昂的这组《感遇》诗，很可能是他在自己全部诗作中对某一主题的揆集，这一主题是对天道、人道（历史和现实）以及自我命运的所遇所感。考虑到这组诗歌并非一时一地所作，可以理解为陈子昂意识到他这类诗歌的突出存在和突出价值，于是有意识地加以揆集、命名以呈之后世。《感遇》诗有着明显的哲学意味，以至于风骨有余而辞藻不足，但是却又有着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重要的是，在这组诗歌中诗歌的意象往往直接袭用哲学的概念，如“宇宙”、“变化”、“道观”等等，而这些概念及其哲学旨归却又有着几乎一致的出处，那就是《庄子》。于是，陈子昂这组《感遇》诗与《庄子》之间的精神脉络就昭然而现。这组名为《感遇》的诗，“感”代表着作者的主观感知和感受，“遇”指代主观感知和感叹、感慨的对象——客观世界。这客观世界包含着天道、世道和在天道、世道双重压迫之下的个体的命运。这样丰富的内涵首先就决定了这组诗歌具有巨大的精神空间。而作者在感知和感叹这些相对于个体无比巨大而不可抗拒的对象时，采用的是《庄子》“道观”的方式。也就是说，“感”和“遇”之间的联接是《庄子》的“道观”，从而使得渺小的个人及其托身的有限空间与天道、世道这样巨大而无限的对象之间产生一种可能的联接，这种联接又形成强烈的反差。《庄子》是诗意的哲学，《感遇》是哲学化的诗歌。《庄子》虽然谈的是哲学，却总是紧扣人生而感慨万端，所以《庄子》是一部充满人生激情的哲学著作。而陈子昂的这组《感遇》诗，采用哲学概念充当诗歌意象，其艺术感染力不是来自于文学意象的感性魅力，而是来自于对天道、人生和自我生命的哲学感喟。《庄子》和《感遇》，在这些地方呈现出相当的同质性。

　

  

徽州旅沪同乡会的近代社会保障功能

唐力行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3期上撰《徽州旅沪同乡会的社会保障功能（1923—1949）》一文，对近代上海社会生活中的同乡会组织作了深入研究，指出，作为在上海社会局登记取得合法身份后的同乡会，是一个以商人为主的多元的自治组织。以徽州旅沪同乡会为个案，同乡会组织是上海市民公共社会的一个缩影。徽州旅沪同乡会采用现代党团组织的选举法和任期法，代表着徽州同乡这个城市群体的共同利益。同乡会自筹资金，开展各项社会保障活动，如旅沪同乡教育事业、增进公众幸福事项、关于失业会员救济事项、援助乡人免除不正当损害事项、调解劳资纠纷等等。徽州旅沪同乡会实行的社会保障虽然有地域的限制，但是在上海这样一个移民社会里，各地的同乡会以及商会等自治组织所形成的一个个保障圈却也覆盖了上海市民社会相当大的空间，它们与上海特别市政府渐次实施的一系列颇具现代意义的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内容的社会保障，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政府与市民共同构建社会保障网络。社会保障的多元化,是民国时代上海社会保障的一大特色。同乡会的社会保障功能，展现了独立、自治的市民公共空间。

　

　

徽州小盆地小区域社会的水利、民间信仰和社会秩序

王振忠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3期上撰《徽州歙县白杨源：一个盆地小区域社会的初步调查与研究》一文，立足于民间历史文献，结合实地考察及相关的口述史料，对徽州歙县白杨源小区域社会的一些侧面作初步的探讨，以期揭示传统徽州社会的水利、民间信仰及社会秩序的基本面貌与特征；并累积相关史料，为进一步的调查与深入研究提供重要线索。文章首先指出，作为徽州具体而微的一个盆地小区域，白杨源虽然只是极小的区域单元，但它却是歙县乃至整个徽州一个具体而微的小社会。关于水利情况，文章指出，从《碓堨水利登记》看，碓堨代表了徽州水利设施管理的一种类型。这些规模较小的小堨坝，由碓户自行管理。而大型的水利工程，则主要是由单个宗族或跨宗族的多族士绅来共同管理。在白杨源，此类大型的水利设施未见描述，可能是以小型的堨坝为主。因此，《碓堨水利登记》的记载颇具典型意义。关于白杨源的民间信仰，文章指出，在传统时代，由于白杨人大批外出务工经商，使得此一小区域与长江三角洲等地的外部世界有着密切的互动，这在民间信仰方面亦多有体现。在社会秩序方面，文章指出，日用类书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构成了盆地小区域的民事惯例，从而支撑了民间社会的基本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