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目录 【马克思主义研究】 论马克思、恩格斯作为现代性思想家的主要特征 杜艳华(5) 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维度 汪正龙(12) 【都市文化研究】 特约栏目主持人：杨剑龙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风貌与历史建筑的保护 苏智良(18)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危机与困境 杨剑龙(24) 【跨学科研究】 公民权利保障与中国执政党的权力建设 石文龙(31) 试论文学史的教育目的 连 颖(39)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特约栏目主持人：孙 逊 读吴乔诗论札记 蒋 寅(46) 韩柳古文理论的一主三宾结构 罗书华(54) 小说“入冥”母题在宝卷中的承续与蜕变 张 灵，孙逊(61) 【传播学研究】 论中国广告创意思想的研究框架 郑 欢(69) 网络传播中的广告效果交互模式 张 华，金定海(75) 【现当代文学研究】 论新媒体与文学书写 陈世丹，鲁显生(82) 从伦理学批评的角度重审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翻译论争 熊 辉(92)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历史忧思与启蒙的冒险 李永平(99) 诗人与社会——略谈大江健三郎与威廉·布莱克 陆建德(106) 庞德诗学及其《诗章》的孔子思想渊源与呈现 朱伊革(110) 【教育学研究】 中国教育文化中的最高价值 丁念金(118) 中英美中学历史课史料教学比较研究 李稚勇(125)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二期要目简介
马克思、恩格斯是现代性思想家 杜艳华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上撰文，指出：《共产党宣言》的发表、《资本论》的问世和东方社会理论的提出，使马克思、恩格斯成为具有先见之明的伟大的现代性思想家，并奠定了他们在人类现代化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而后的世界现代化历史及理论的发展又验证了这一点。然而，或因为他们没有直接使用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概念；或因为他们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时至今日，国内外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这方面思想的研究与其实际影响很不相称。作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作为现代性理论家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其特征非常鲜明。首先，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理论都是围绕现代社会的形成、发展及其走向而展开的。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使用了“现代”这一概念，如“现代工业”、“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代资本家阶级”、“现代雇佣工人阶级”等，同时，他们还明确指出，这个“现代”即“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根本原因，也为后人解决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遇到的某些困境提供了科学依据。今天，世界各国的社会改革无不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的科学性；特别是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其科学的方法和丰富的内容解析了现代社会形态。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虽然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但批判并非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他们充分揭露资本主义存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目的在于为人类社会指明一条健康的发展道路，消除社会不平等，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其次，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性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已构成了完整的科学体系。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性思想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在提出“现代”一词的同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对“现代”的科学含义及现代社会的特征进行了概括。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欧现代化的条件作了科学分析。第三，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了辩证分析，即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双重性。第四，阐述了后发国家现代化道路问题。第五，马克思、恩格斯为人类摆脱资本主义的“现代的灾难”，构建了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上述内容表明，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性思想是多层次的，它涉及人类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既有现实问题的聚焦，也有对后来人类面临的问题的科学预见，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案。所以，它构成了一个完整而丰富的思想体系。最后，马克思、恩格斯现代性思想已对人类现代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综上所述，作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性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它为回答人类现代化的种种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有价值的借鉴，特别是对今天我们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难题，实现中国现代化理论创新，推进中国现代化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我们应充分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现代性思想理论的价值，认真研究其思想理论体系，还其在现代性和现代化理论领域中的应有地位。
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维度 汪正龙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撰文认为，自然是马克思关注的基本话题之一。加拿大学者莱斯指出，“在马克思所有时期的著作中，自然概念都是最重要的范畴之一”。但是对于马克思自然观的内涵和意义，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也是有分歧的。伊格尔顿高度评价马克思这方面的贡献，“在自然和环境问题上，他有很多超越时代的惊人观点”。但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奥康纳虽然肯定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学价值，却又认为马克思“更多地是把自然界当作人类劳动的外在对象来考虑的”。另一马克思主义生态批评家本顿则认为，马克思是一种生产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忽视了自然的生态意义。事实情况究竟如何呢？对马克思的自然观进行考察，以分析其潜在的生态思想内涵及其与当代生态批评的关联，可以发现：马克思的自然观注意到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前提，认为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是一种共同进化的互动关系，接近当代生态整体论的观点。马克思自然观的深层基础是人文主义意义上人与自然的重新统一。重温马克思关于自然的论述，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思考和看待人自身及其与自然的关系，对生态批评和生态文明建设大有裨益。
韩柳古文理论的一主三宾结构 罗书华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上，把唐宋古文运动理论大师韩愈、柳宗元的古文理论内涵，概括为一个“一主三宾”的框架结构。作者指出：历来学者论韩柳古文理论，都以“文以明道”为中心，这固然不错，然而，韩柳除了“文以明道”之外，还有三个同样十分重要的命题，这就是：“气盛言宜”、“不平则鸣”和“文以为戏”。不过，人们往往只是分别地、孤立地看待它们，很少将它们作为古文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实际上，这几个命题与“文以明道”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如果说，“文以明道”是古文理论的主的话，那么，“气盛言宜”、“不平则鸣”和“文以为戏”就是古文理论的宾，正是因为一主三宾的相互呼应，使得韩柳的文道论，与其他儒者的文道论区别了开来，并进而完成古文复兴的历史使命。只看到“文以明道”，看不到“气盛言宜、不平则鸣、文以为戏”与“文以明道”的内在关联，就无法正确理解韩柳古文运动与古文理论。韩愈、柳宗元不仅是“文以明道”的主张者，他们同时还是“气盛言宜”、“不平则鸣”和“以文为戏”的主张者。因为有了道的基准，他们的气、不平与游戏不致失去中正的方向。反过来，他们的道因为结合了气、不平与游戏，又使得他们能够从纯粹的儒道走向生动的文道，化道为文。道、气、不平与游戏的相互交通、相互渗透，使得他们的文章既有社会性，又有个人性；既有思想性，又有情感性；既有现实功用性，又有审美愉悦性，从而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古文。
新媒体与文学书写 陈世丹、鲁显生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上讨论新媒体与文学书写，文章指出：后现代新媒体是一个显在的颠覆者和建设者，它在解构传统的文学法则与文学秩序的同时也必然会建构当代的文学法则与文学秩序，在颠覆传统的文学场的同时也必然会建构当代的文学场。媒介作为载体，它决定了文学存在的基本物化形态、文本形式及与此相关联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活动。在感知视觉化的媒介社会里，语言为图像所替代，虚拟现实为图像真实所替代，文学的权威被消解。文学不再仅仅是语言的艺术，媒介时代产生出新的诗意表达途径，创造出媒介文学。因此，在后现代小说中出现了语言以外的媒介与“再现”和建构。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和劳瑞•安德森在小说中用文字、插图、音乐等多种媒介“再现”“现实”画面，造成读者感知的视觉化，文字和其他媒介构成互文性，以此调动读者的想象力去填补文字留下的空白，解构了仅以语言为媒介的传统文学文本。中国当代小说家苏童直接援引所戏仿作品的片断、实物图片、通过读者辨识而产生声音效果的音乐简谱等建构了一种由丰富多彩的碎片组合而成的后现代寓言的零散叙事，折射破碎的后现代世界。当代美国小说家斯图尔特•莫斯罗普用媒介“辞片”和“超链接”，打破传统文本的时空关系和叙事格局，建构了一座意义不断发生变化的电子化超文本迷宫，给读者带来阅读的挑战，诱使读者通过超链接的自由选择参与作家的创作活动。媒介是文学的物质载体，也是文学内容的物质形态，它表现为一种文学生产能力。后现代新媒体的发展大大拓展了文学传播的渠道，以多维度、立体传播的形式推动了文学创作的繁荣。
重新审视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翻译论争 熊辉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撰文，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翻译论争，从对翻译活动和译者态度的认识论出发，具体阐述了现代早期对照阅读式批评模式的形成及其目的，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成员的论争文章几乎都是围绕着翻译语言意义的正误“据理力争”，他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将原文与译文对照阅读后指出对方翻译错误的批评方式，围绕着翻译过程中语言意义的转换展开批评，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形成了独特的翻译批评方式——对照阅读式批评。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来讲，他们采用这种翻译批评方式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为了捍卫翻译的伦理道德并净化翻译语境。据此，在“抢占文学地盘”或“争夺话语权力”的利己主义之外，发现中国现代翻译史上这场大规模的论争具有促进译者伦理道德意识的养成、翻译质量的提高以及翻译文学多元化发展等正面价值和意义。创造社与胡适或者文学研究会之间的论争实质上体现了翻译的伦理学批评观念。
作家的使命：历史忧思与启蒙的冒险 李永平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撰文指出：二战后的日本虽然走上民主主义道路，但由于种种原因却仍然保留了“象征天皇制”，其伦理道德规范仍然羁縻着许多日本人的灵魂。大江健三郎为此而忧虑，深感民主主义的使命任重而道远。他的小说的基本主题之一便是对“天皇制”的批判。写于1960年代的《十七岁》和《政治少年之死》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阴魂不散的“天皇崇拜”对青年人影响的危险所在。而在历史反思方面，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与大江健三郎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的小说《猫与鼠》深刻揭露了法西斯意识形态和荒谬的英雄崇拜对青少年的毒害。德国和日本在历史上有某些相似之处，它们几乎同时开始了现代化进程，都在历史上走了一段弯路，给世界带来深重的灾难。如何反省历史，面向未来，建设一个更符合人道的伦理规范，是两个民族面对的共同问题。作为当今最重要的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大江和格拉斯共同强调了文学的责任，即在对过去历史的反思中，通过启蒙教育消除蒙昧和偏见，引导青年走向美好的未来。
中国教育文化中的最高价值 丁念金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撰文指出：教育文化的核心是一个复杂的价值体系，其中最根本的、主导性的价值即最高价值。西方的教育文化的断裂性很鲜明，即古希腊、中世纪和现代西方的教育文化相距甚远，而中国的教育文化则有相对较大的连续性；如果说，现代西方文化中的最高价值是“自由”，个人争取和获得自由是现代主义的一条主线，那么，中国教育文化中的最高价值则是“崇高”，这是中国教育文化中最重要的一个根。“崇高”作为一种最高价值，是真、善、美三大价值要素的最高综合体。在不同历史时期，“崇高”具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在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包括文化精神也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不过，作为中国文化精神的一种根本性延续，仍旧以“崇高”为最高价值。在当前新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崇高”的内涵需要更新。未来中国教育文化中的“崇高”的主要内涵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所有的个人都应该得到基本的尊重，都被看成是世界上崇高的存在，对人的尊重应该成为社会文化价值的首项。因此，教育应该促进每个人养成尊重每一个人的基本观念，在整个教育过程中，也应该始终贯彻尊重每一个人包括尊重每一个学生的基本观念。2．素质高而受人尊崇和推重。即把传统的“崇高”的内涵中的 “道德高尚”完整化为以道德高尚为核心的人的整体素质，整体素质高的人将不仅得到基本的尊重，而且受人尊崇和推重。因此，教育始终应该明确地以人的素质发展为导向，自觉地追求人的素质的崇高；应该以“崇高”的价值观念来进一步提升素质教育的内涵；应该将人的素质发展置于整个社会发展的核心，将教育置于整个社会的核心，并牢固树立“教育崇高”的意识。3．贡献大而受人尊崇和推重。在未来中国，对“贡献大”的强调，特别需要注重两点。第一，“个人的素质高”本身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因为在当前和未来社会，只要分配公平，那么人们获取充足的生活资料已不成问题，在此情况下，人们追求的是更高层次的社会美好和世界美好，而社会美好和世界美好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人本身的美好，即人的素质的美好。第二，“贡献”应该具有全面而健康的内容。如果创造财富是通过破坏人类生存环境和过多地耗费资源而达到的，则不是“贡献大”，相反是有过错。因为在当前的社会，对人类来说更重要的是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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