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一期
【伦理学研究】 当代西方对公共领域隐私问题的研究及其启示 吕耀怀(5) 发展伦理学的中国经验教训——企业责任和可持续性 （美）乔治·恩德勒(18) 金融赌博与过度投机 （荷兰）彼得·科斯罗夫斯基(26) 【政治学研究】 中国共产党执政声誉的政治学分析 蒋硕亮(34) 社会保障权及其实现要领 肖巍(42) 【教育学研究】 教学理论与教学能力：关系、转化条件与途径 蔡宝来，王会亭(49) 教学实践能力的涌现——从日本教师教育课程模式谈起盛迪韵(59) 【文学理论研究】 特约栏目主持人：曹旭 作为学科的比较文学之精神基础——论勒内·艾田伯的“比较文学是人文主义” 陈思和(67) 游戏精神：再造童年和自我超越——论童年文学的审美价值取向 李学斌(75)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愚公形象的寓言式解读与现代主体的建构 詹丹(85) 唐代咏石诗的新变与转型 朱易安，王书艳(96) 【外国文学研究】 特约栏目主持人：黄铁池 论不同文明的交流与建构和谐世界 聂珍钊(103) 《天堂的孩子》中的《奥赛罗》和法国传统 （美）查尔斯·罗斯(111) 灵魂上的拒与合：卡森·麦卡勒斯创作宗教观的悖论 宗连花，黄铁池(117) 【外语研究】 翻译语境与词语选用 谭卫国，阮熙春(124) 原型理论视域下的汉英语义贬降 刘茁(131)
我国的隐私研究需要借鉴西方新思路 吕耀怀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一期发表《当代西方对公共领域隐私问题的研究及其启示》一文。从理论上看，西方学者这方面的研究拓展了隐私研究的范围，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某些偏颇，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隐私理论的内容。虽然自沃伦和布兰代斯以来，西方传统的隐私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对隐私的价值、功能、状态、类型等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隐私观念也由最初单一的“独处”含义衍生出包括涉及信息、决定诸方面的复合含义，但传统的隐私研究受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社会条件所限制，主要关注私人领域的隐私，而未能将公共领域的隐私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公共领域隐私问题的提出，打破了传统的“公共—私人”之二分的僵化模式，为隐私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得隐私理论有了重大创新，呈现出新的活力和张力。西方学者对于公共领域隐私问题的研究，虽然以其新的视角、新的观点而不同于传统的隐私研究，但又没有完全否定传统隐私研究的成果。西方学者在摒弃传统隐私研究之过时、陈腐、偏颇之处的同时，还充分利用了传统隐私研究所积累的仍然有价值的观点和方法。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公共领域隐私问题研究，实际上是对于传统隐私研究和隐私理论的发展与补充，而不是因完全否定而导致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当代中国社会诸方面的变化，也导致了中国人隐私观念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开始从个体的角度认识隐私，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对隐私问题的重视。然而，中国学界对隐私问题的认识，至今仍主要基于传统的集体本位或社会本位。从集体本位出发为隐私提供的辩护，较易为比较传统的中国人所接受。但是，由于隐私的个人性、隐私问题的独特性，仅仅从集体本位出发来为隐私提供辩护又可能是不充分的甚至是荒唐的。个人的隐私问题，往往可能并不与任何集体利益相关。如果仅仅从集体本位出发为隐私权提供辩护，那么，当面对并不涉及任何集体利益的隐私问题时，似乎就很难给出这样的隐私也值得保护的充分理由。面对公共领域的隐私问题，由于此时往往会发生隐私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问题，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传统价值取向更易于忽视或否定其中的隐私利益，因此，我国的隐私研究者尤其需要在某种程度上选择性地借鉴西方学者的思路，从个体的自由、自治或个人权利的角度加强对公共领域隐私的辩护。这种角度的隐私辩护，在西方学界不成问题，但却实在是中国学界应当予以高度重视的新问题。
金融赌博与过度投机 [荷兰]彼得·科斯罗夫斯基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撰文指出：金融市场危机之前的那段时期是过度投机的阶段。高风险的金融赌博导致了高风险投机。文章考察了有关打赌的伦理学、经济学和文化理论；区分了靠运气的打赌和基于知识的打赌。革新常常是对新产品和新的生产方式的打赌。鉴于革新的特殊回报，对旧的喜好下赌注是没有意义的；只有从新产品和技术出发，对新的消费者利益的成功下注才是值得的。我们谈论的是有关经营变化的打赌，企业在这时对一项新的技术或新产品抱有信心，因而对未来的趋势具有信心。有三种类型的打赌：第一种是生产性的、增进知识的，因此是有附加值的打赌；第二种是无生产性的打赌；第三种是为了娱乐而打赌或靠运气的赌博性打赌。金融打赌必须与博彩区别开来。然而，也可能存在很多超越了经济功能的金融打赌。金融危机已经具有了过度打赌的特征。
中国的“福利病”要防范于未然 肖巍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发表《社会保障权及其实现要领》一文，指出：福利改革旨在建立更强调效率的工作福利制，激励人们的积极性，规避过分依赖福利的风险，中国的“福利病”要防范于未然。改革的具体措施：一是重新明确社会福利的定位。改革集中在改变受援者的行为上，引导人们保持工作热情；而对受援者，则强化了受援资格的限制。新定位表明，要取得福利受益资格必须履行个人职责，这有助于塑造弱势群体的社会责任感。二是工作导向型的福利政策。通过人力资源投资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并以政策导向激活失业者。也就是必须以工作换取福利，不能去养活可工作却不工作的懒汉。三是扩大人力资本的社会投资。对于劳动者来说，知识和技能缺乏是最大的风险，被动的事后保险不足以抵消这种风险，必须通过“社会投资”（social investment），主要是培训和教育，增强劳动者的能力。四是削减过高的福利救济。研究表明，就业率与福利津贴水平之间存在反比关系，每增加福利津贴，低技能工作就业率就会降低。这就必须寻求这样的平衡：既向失业者提供必要的补贴，又要避免他们对这种待遇的过分依赖。五是逐步推迟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摊薄福利供应成本，减少政府财政的养老负担。 福利制度往往被认为具有社会主义的“慵懒”色彩。我们谋求的普惠不可能是高水平，而只能是从低水平（以保证温饱为标准）起步，不断增进的发展型福利。不时有论者认为“福利病”在中国简直是杞人忧天，似乎未来相当一段时期也不可能具备患病的“资格”。但是，“治未病”才能防范于未然。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不少人偏好“等靠要”，而且有过“大锅饭”惨痛教训的国家尤其如此。我们推进社会保障权的实现，必须使每个企业、个人都承担应尽的责任。劳动者通过劳动为自己作了保险储备，就应当获得相应的回报；而对于重病、残疾等个人难以应对的风险，则理应由社会统筹给予救助。
教学理论与教学能力：关系、转化条件与途径*
蔡宝来、王会亭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撰文指出：教学理论要转化为教学能力，必须通过教师专业知识作为中介，而教师的专业知识又可细分为条件性知识、本体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三大类型知识。教学理论转化为教学实践能力的第一个条件是教学理论必须转化为条件性知识，条件性知识涉及教师“如何教”的问题和如何使用教育学和心理学规律来思考学科知识问题，即对具体的学科知识作出教育学和心理学的解释，例如，如何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如何组织课堂教学，如何设计和实施测验，如何对学生进行评价，等等。教师的条件性知识是一种明确、显性的知识。当教师经过系统的学习，将教学科学、教学技术和教学操作等各种教学理论整合到已有的认知结构中，并内化为条件性知识时，教师就具有了运用教育学、心理学知识进行教育教学的能力。其时，教师的教学理论就初步实现了向教学能力的转化。第二是教学理论转化为本体性知识――明确、显性知识，即教师所具有的学科专业知识。这些知识一般都是通过教师培养阶段获得。本体性知识通常呈外显状态，是教师和专业理论工作者共享的普遍理论，具有明确性、外显性、系统性、可表述性等特点，其获得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本科阶段系统理论知识的学习。学科知识贫乏的教师只会按照教科书的结构组织教学内容，把学科知识表征为一系列静态的事实，而且对自己欠缺的知识往往采取回避的教学策略，避免学生的提问，不能和学生建立积极而有意义的对话。而学科知识丰富的教师不仅不再严格套用教科书的结构，而且还能根据学生的实际，采取其他有效的组织安排，用恰当适宜的多样化表征，帮助学生建立概念间的联系，从而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教师经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具备层次清晰、内容完整、结构合理的学科知识体系，是其获得课堂有效教学能力的基本保证条件之一。第三，教学理论转化为实践性知识――隐性、情境性知识。实践性知识体现出教师在生活世界中的实践智慧，是教师在实践经验中形成的心照不宣的智慧积淀，是教师从事教育教学活动的主要知识基础。能够从根本上得到教师的先入为主的认同，它引导着教师对认知性知识进行有意识地选择和过滤，使认知性知识迎合或支持自己的实践性知识。而且，这种实践性知识是教师理解和解释教育教学事件的最直接的知识来源，成为教师诠释教育意义的直接依据。如果教师缺乏实践性知识，将会造成对所学教学理论理解的僵化，也就无法灵活地运用这些教学理论了。由此可见，教学理论内化为实践性知识，是教学理论转化为教学能力极为重要的条件。
比较文学的学科精神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建立的时候，它的精神基础究竟是什么？陈思和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撰文，从早期的比较文学学者有关论述出发，返回到法国比较文学学者勒内·艾田伯的立场，结合现在科学研究所获得的新成果，重新来理解“比较文学是人文主义”的意义。文章认为：在我们把一些跨越民族与语言的文学、文化现象置于同一个平台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或者，在我们充分注意了事物的差异性，充分强调了民族文化的独特性的时候，我们是否还需要有一个根本的精神力量来制约的我们学科，成为我们学术信仰的共同基础？我们似乎比较容易理解萨特强调的人在社会实践中体现出差异性的人文主义精神，那么，这种差异的多元的人文主义的精神内核是否还存在着更高形式的同一性？也就是说，人、人类以及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在更高的层面上有没有达到新的融合的可能性？如果答案是可能的，那么，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的精神基础就可以奠定，一切地球人类的文明的比较都可以在这个更高的同一性上实现。 在生物科学的最新成果面前似乎可以相信，在文化差异之上，还存在着更高的生命遗传物质的同一性。生命基因的同一性制约着我们的千差万别的精神世界。所谓人性，似乎介于人的生命基因与文化实践之间，它既是生命同一性的心理和生理的反映，又与实践中的文化环境的特殊性相关，一定程度上具有实践性、社会性、阶级性的特点。所以，人性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而文学，则是最贴近生命的精神现象，与一切理性形态的学术著作不同，优秀的文学艺术都是直接从个别人的感性出发，表现出生命冲动的原生态。这就是艾田伯的英译者所强调的：文学永远是人性的内核的表达。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必须是文学，这样它才紧紧联结到人类生命内核的同一性之上。通过对于人类不同民族、文化、甚至个体生命的差异现象的比较和展示，最终是为了一个严肃的使命：在更高的生命层面上探索和了解人类相通、世界和谐的途径。
愚公形象的寓言式解读与现代主体的建构
詹丹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撰文，从现代主体建构的角度，将《愚公移山》这一寓言故事作为分析对象，重点着眼于这一寓言的接受过程，把后人对这一寓言的解读方式和结论置于历史文化的背景中，通过梳理现代社会人们从人的主体建构角度对这一寓言进行的解读或者说再解读，揭示当代中国思想潮流的某个侧面。文章指出：现代主体建构的实践活动与培养和发展学生的主体意识有相当关联。主体意识的确立和发展，是在主体活动中，在其自身的改变中成长起来的。换言之，主体性的教育并不等同于在教育中确立学生主体性的地位，如果学生是以十分被动的方式来接受一种主体意识的培养，在逻辑上就使这种学习走向了悖论。因为，教师在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师生间相对而言都有的一种主体/客体的两面性，使得学生的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的落实变得相当复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学者和一线教师都曾长期致力于探究教学展开过程中师生间应有的一种辩证关系。其间，围绕着《愚公移山》文本的两种强调学生主体地位的教学方式，都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现代社会的主体建构活动中，传统的愚公形象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力，纷纷参与到对其的解读中。有人或者把这归因于毛泽东的作用，或者归因于入选中学语文教材，但让人更感兴趣的是其与近代哲学思潮背景下的主体意识发展的那种若即若离的联系。愚公与智叟的差异，关于谁智谁愚的评价，固然提供了理解的方向，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我们思维方式。因为不论我们认同双方中的哪一方，其基本的价值取向还是唯智慧论的。重构愚公形象，辨别是智是愚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跃出这一智慧论的框架，从主体的全面发展着眼，从知情意等多方面入手，来重新解读这一寓言。从这一意义上说，从引导学生解读寓言中人物对待移山的不同态度入手，把人的思想情感复杂性、多面性揭示出来，对于建构更为全面的主体、更为健康的人格，有其重要意义。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主体建构决不纯然是人的个体的建构。所以，从更为宏观、更为全面的历史角度来放眼展望，如毛泽东那样，把人的主体与人民性结合起来，是为人类的发展开辟了一个美好的远景。同时，这样的富有创意的解构与重构，是给如何在现实的语境中激活古老的寓言、让传统艺术形象依然保持魅力，提供了一个范例。总之，一个政治家眼中的愚公形象与有关语文教学视野中的愚公解读，其间的立场差异和互补，正是现代哲学有关主体建构必须依托的两个最基本点，而由这两个基本点展开的愚公形象的各种争议，成为主体历史化存在的必然命运，那怕是反历史的、个人主义的解读方式，其对人的解放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已经成为主体建构历史过程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同样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不同文明的交流是建构和谐世界的重要因素 聂珍钊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上撰文，指出：世界文明史证明，任何一种文明都不拒绝外来文明，而是把外来文明融入自己的文明中，以保持自己文明的先进特性。古希腊文明就是不同文明交流融合的范例。在影响当代中国、日本和印度的西方文明里，我们可以轻易找到希腊的文明基因，而这些基因正是东西方文明交流融合的证据。中华文明向外传播与对外来文明的吸收，充分说明不同的文明基因组合能够促进文明进步的特点。中华文明很早就对周边国家产生影响，而且远及阿拉伯世界、非洲和欧洲国家，是世界文明演化的重要动力。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中，不和谐和非文明的因素可能伴随文明而生，例如政治干涉、军事占领以及毒品泛滥。西方鸦片的对华输入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都是反人类反文明的暴行。八国联军用枪炮敲开了中国的国门，但也促使中国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发生的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王朝和建立共和政体的辛亥革命，是西方文化种子结出的第一枚胜利果实。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也是西学东渐的成果。中外文明的相互交流证明，不同文化作为人类共同的遗产，能够做到相互沟通、理解、借鉴、吸收、融合，成为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因素。 法国人对莎士比亚的接受与《奥赛罗》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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