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目录

【哲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整体性研究的思考 顾钰民

早期自由主义视域中的平等——以梁启超、严复为中心的考察 高瑞泉

《待访录》在清末的传播源、影响及其现代意义

——以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为线索 杨际开

【政治学研究】

社会冲突的深层根源及其政治哲学思考 商红日

府际合作治理：生成逻辑、理论涵义与政策工具 何精华

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论析 吴强华

【文化学研究】特约栏目主持人：曹旭

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如何与汉学家对话 陈平原

回归伊塔卡——关于零交际的价值思考 蔡龙权

【中国古近代戏剧研究】

论关汉卿剧作笑谑性语言品格——以《救风尘》为主要考察对象 翁敏华

齐如山的戏曲研究与治学特色 苗怀明

【跨学科研究】

中国大学数字出版教育范围与课程之研究 陈丽菲

早期电影歌曲中的时间意象 陈伟，张艳珍

【非洲研究】特约栏目主持人：舒运国

论中非合作的原则与面临的困境 李安山

中非发展合作：身份转型与体系重构 刘鸿武

南非：非洲的新兴大国 舒运国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推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有机统一的整体

顾钰民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上撰文，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包含两方面的内涵：一是马克思主义随实践发展而发展；二是马克思主义随时代变化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它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和现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又是具体的，它必须与一国的国情相结合，才能发挥对实践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只有为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基于这三点认识，当代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质就在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并从整体上把握“三化”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以中国的实践为基础，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实现的。没有中国的实践，就没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理论不只是停留于基本原理层次，而是具有了实际的内容，显示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并成为能够指导中国实践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是以各国的实践为基础、形成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来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的普遍指导意义，就是通过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来体现的。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整体性研究，基础是中国化研究。没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时代化、大众化就将因失去主体内容而陷于抽象。马克思主义本身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发展也必然体现时代的特征。时代在不断发展变化中显示出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又形成不同的问题推动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以时代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作为研究的课题，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以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时代发展的规律。没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必然随着时代变化而发展，没有一成不变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从时代和世界发展变化的角度说，发展马克思主义重点就在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整体性研究理论同实践相结合的立足点。大众化研究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怎样有效地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人民，使人民群众接受、认同，并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使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转化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精神动力。马克思主义“三化”本身是一个整体发展过程，从方法论角度说，把“三化”作为有机统一的整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建设研究的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理论品格是与时俱进，这一精髓和理论品格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然随实践发展而发展，随时代变化而变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有机统一的整体，没有中国化、时代化，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成果，没有大众化，就不能实现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就不能使我们的理论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早期自由主义视域中的平等

高瑞泉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撰文，指出“平等”观念在现代中国经历了一场“古今之变”，从传统儒释道诸家主要围绕人的相同性而展开的形上学向度的理论，嬗变为以人的权利平等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的主题，转变为以“所有成年人都得到平等对待”为基础来改造社会的规范性原理。像许多现代性观念一样，“平等”是随着一系列社会变革而到来的。其最初的胜利，是在戊戌前后。分析这一时期的“平等”话语，可以大致看到一个谱系：在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中，如果说谭嗣同代表了激进的左翼，是比较典型的平等主义者的话，那么梁启超在平等问题上代表了比较温和的一翼，有更多的自由主义色彩。这与戊戌时代另一个重要的哲学家严复有不少相似之处。在从事实际政治活动方面，严复与梁启超虽有所不同，对于中国现代思想的创造性贡献也有所不同；但是在接受和论证平等观念的过程中，他们都显现出更接近自由主义的倾向。事实上，不少学者将他们视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

在平等观念的古今嬗变中，梁启超、严复代表了早期自由主义的一翼。与同时代激进的平等主义一翼有诸多不同：他们主要依靠外来观念与对现代社会生活的直观体验获得平等意识的觉醒，同时借助传统观念的“变形”来建构新的社会规范；在现代性价值排序中以自由为中心，坚持自由对于平等的优先性，认为假如人们没有自由，甚至不能提出平等的主张，更没有实践平等的权利；不是将“平等”视为全盘性改造社会的激进方案，而主张听任服从进化规律的人类社会的自然演进，因为是自由竞争而不是理性设计，才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在分配问题上，他们通常拒绝平均主义和结果平等，更多地关注政治平等和机会平等。这些基本的观点大多被后来的自由主义所继承，他们对于“平等”观念的哲学论证之薄弱后来也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社会冲突的深层根源是消除公民身份不平等的过程

商红日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上撰文，指出：人的差异是普遍存在的。人的差异在表象层次比较容易识别：性别、年龄、种族、性格特征、情感类型，乃至社会交往能力，以及其他先天性因素所形成的或者所导致的社会差异，这些差异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差别。这些差别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一般可以通过直觉经验来加以区分和作出判断。但是，从系统知识的层次上看待人的差异，则有许多深奥的问题在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哲学等众多学术领域存在着。在政治哲学视域中讨论人的差异，其问题化的向度不在于人的差异本身，而在于人的差异的社会化及其与价值冲突的关联。身份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特别属性，它表征了人的社会活动的资质。当身份成为一种文化时，人的这种特别属性经过了“习性”与制度化“归并”过程得到固化，于是，在一定社会空间分布诸多不同的身份谱系。在当代，身份与人的社会角色已经高度混同，很难完全区分开来，但社会角色是对社会分工的强调。公民是通过其所拥有的身份来定义的，因而公民和公民身份这两个概念有时是内涵重合的。公民身份从根本上区别于个体的其他身份，它与国家联系在一起，是人的所有身份中更基本的、最一般的因而也是最重要的身份。其他身份都具有特定的差异性和限度，而公民身份超越了所有这些差异性和限度，它使所有的人——作为一个国家的正式成员——的一般性得到制度化统一。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它揭示了公民身份的核心要素是平等价值。从实践形态说，平等价值有两大规范作用：其一是排除人的自然差异转换为社会差异，从而使国家在立法、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种公共资源配置上保证公平；其二是约束各种非公民身份对公民身份的僭越，从而使公民身份的安全获得制度化的刚性保证。公民身份是由体现地位与资格、权利与义务、德性与能力等诸多要素构成的。这些构成要素不可能均衡地分布于所有公民个体，也并非单一地集中于公民一身，更不能将公民身份与国家制度、社会生活、文化等因素分割开来认识，因为它们只能在形成共同性中互动成长。在面对社会冲突的现实问题时，我们探寻其中的深层根源，平等的公民身份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理论解说领域。公民身份本来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却存在诸多不平等，甚至可能存在着严重不平等的问题，这种不平等也恰恰是执政党和国家要努力克服或消除的。社会冲突的深层根源就存在于这样一个消除公民身份不平等过程，特别是存在于其中的制度变革中。

府际合作治理的政策工具

何精华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上撰文，指出：建构于中央与地方府际合作及地方政府间的战略性伙伴关系，近年来不断形成，并逐渐获得重视，有其内在的必然逻辑。首先，资源稀缺性和相互依赖问题就是促动中央与地方及地方间战略性伙伴关系构建的重要动因。藉由伙伴关系的建立，结合公共、私人、自愿性、社区组织的力量，以减少资源活动的重叠浪费，增加现存资源的有效运用。其次，战略性伙伴关系理念的产生，深受在行政辖区逐渐分离化的背景下，如何寻求整合性机制以解决区域间冲突性的共同问题之影响。第三，战略性伙伴关系的构筑，反映了中央与地方政府正面对许多复杂化且难以处置的吊诡性问题，这种问题难度颇高，对社会影响相当大，且难以依偏好顺序排列、进行抉择，对这种问题则有赖不同行动者、利害关系人之间资源的有效整合才能解决。第四，战略性伙伴关系的建立，促使地方政府决策制定更加符合开放性、多元性、民主性及参与性的要求。最后，在全球化治理环境体系中，为了提升国家竞争力，许多国家的政府不得不思考如何将国内资源做充分的整合与有效的运用，藉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间战略联盟或伙伴关系的建立和运用，不失为有效整合资源的最佳途径。于是，战略性伙伴关系的建立，在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公私部门之间有其特殊意义。府际之间的有效合作，是理顺公共部门内外关系，对区域内部个人和组织的行为与决定进行控制，以促进整体目标实现的前提，也是确保公共事务管理有效、有序运行的必要条件。对于府际合作治理的任何一项政策能否取得标的人口的信任与支持，进而达成所设立的政策目标，学者大多注意探讨政策设计与政策执行之间的关联性，而较少注意到落实政策目的所需要的工具。作者认为，府际合作治理的政策工具至少要遵循五项设计原则：一是府际合作治理政策工具的设计标准，必须符合以上相关性、效率化等七个要点；二是府际合作治理政策工具的主要操作者，是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间企业与第三部门等四方面的行动者；三是府际合作治理政策工具的适用范围，存在于针对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以及公私部门之间，交织而成的垂直、水平、跨领域、跨部门的网络型态之中；四是府际合作治理政策工具的操作依据，以法律制度为主，以共识基础上的协议为辅，以解决特定问题为主，以例行公共事务运作为辅；五是府际合作治理政策工具的改进方式，必须权衡环境情势与问题本质，并与时俱进，方能有效维持或增进其工具效益。针对我国府际关系的特定环境系统，作者提出互动式政策工具组合与结构式政策工具组合两种分类。就互动式政策工具组合而言，它是整套府际合作治理政策工具的基础，通过政策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联系，形成对话沟通的共识，进而累积协同合作的社会资本，并以此为基础启动结构式政策工具组合。就结构式政策工具组合而言，在操作上大多以单一行动者为主，是一种权力自上而下、偏向集中化程度的工具类型，以执行具有特定目的或功能的政策方案与专项计划。政策工具的使用依据主要以法律规范为主。主要的适用范围是以垂直型与水平型府际合作，或是以公共部门为主体的府际合作事项居多。互动式政策工具组合所涉及的政策工具，其特性与运用方式倾向于分权化，权力以由下而上的方式进行。而结构式政策工具组合的政策工具，则属于权力由上而下并以公共部门运用为主的形式。

顾彬的“二锅头”论凸显了现代中国学者的两难处境 陈平原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撰文《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如何与汉学家对话》，论及曾被列为“2007年度文化热点”的“陈平原质疑顾彬”。陈平原说：所谓“顾陈之争”基本上不成立，因为，除了圆桌会议上的发言，我没再对此发表意见。这确实不是个人恩怨，而是缘于各自迥然不同的学术风格及问题意识。我与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系主任顾彬(Wolfgang Kubin)的最大差异，不是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而是怎样进行学术交流。我当时除了谈及中国当代文学，更重要的是分辨“发言姿态”——面对学界与面对媒体的差异。一个学者，在国际会议上发言，不该越过前排的同行，而向后排的记者喊话。不管是“垃圾说”，还是“二锅头”，都很有轰动效应，但不是学术语言。用“垃圾”或“二锅头”来评价中国当代文学，这样的“发言姿态”，更像媒体人，而非严谨的学者。在国外学界，即便是大牌教授，也没有权利如此明显“违规”、“越界”。我说我很不高兴，因为“顾彬教授有点哗众取宠”。

对于顾彬的“高论”，中国学界有人批评，有人赞赏——大体上是专业研究者批评，行外的人赞赏。其实，我更关注媒体的报道，以及此事的后续效应。几乎所有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都围绕“二锅头”做文章；而我则因当场“奋起反击”，被激赏或讥讽。“看热闹”的人群中，真正关心中国当代文学的很少，绝大部分读者感兴趣的是中外学者如何“吵架”。关于此事很可能被“娱乐化”的判断，不幸而言中。

在场的另一位汉学家的视角，可谓一语中的：“老顾，我觉得您在玩儿游戏。”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中文系教授柯雷用一口纯正的普通话说，“一个非常深刻的话题已被你控制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有很多有意思的话题，我建议我们不要继续讲这些可笑的话”。柯雷（Maghiel van Crevel）的提醒特别值得关注，因他道出了顾彬的论述策略，以及严肃学者的尴尬处境。只要你进入大众传媒，“非常深刻的话题”根本不敌“可笑的话”。这也是我事后绝口不谈“二锅头”的缘故——任何回应，都会被媒体往“娱乐化”方向引导、解读。结论必定是：双方各打五十大板，有利有弊，无是无非。于是，“看热闹”的大呼过瘾，“唱怪论”的收获名声。

这就是我们热切盼望的“国际交流”，或者汉学家对于中国学术的贡献吗？我很怀疑。从什么时候起，海外汉学家到中国的大学里演讲，不再小心翼翼，而可以如此“放言无忌”？

不是说中外学者间没有严肃的对话，而是那些深入细致的思考，被甚嚣尘上的“好玩的话”给遮蔽了。在学术共同体没有真正建立的中国，学者的声誉很大程度受制于大众传媒；而媒体需要的不是高深的专著，而是各种充满娱乐精神的“怪论”。倘若你长期正襟危坐，不愿意“配合演出”，很容易被媒体冷落乃至遗忘。我之所以在意“二锅头”事件，就因为顾彬教授的高论及其后续效应，凸显了现代中国学者的两难处境。

齐如山的戏曲研究与治学特色

苗怀明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撰文，论述齐如山的戏曲研究与治学特色：在20世纪中国戏曲研究史上，像齐如山这种全能型的学人并不多见。在实践上，他成就了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将中国戏曲推向世界，并发起成立国剧学会，创办国剧学会陈列馆、国剧传习所；在理论上，他撰写过数十部戏曲研究专著，在戏曲的各个领域都有不俗的建树。齐如山治学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实践性强，对戏曲演出有实际指导意义。他的许多重要观点是从丰富的艺术实践中归纳总结而来，又反过来对戏曲演出产生指导、启发作用。

首先是其独特的戏曲观念。齐如山强调他所研究的国剧是指所有戏曲剧种，但其核心、重点则在京剧。花部戏曲的研究因文化偏见、基础薄弱等因素的影响，历来不受重视，相关研究缺乏必要、足够的学术积累。齐如山选择京剧作为研究对象，专力于此，在艺术观念上较同时代其他学人要更为开明，为以京剧为代表的花部戏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奠定了花部戏曲研究的重要基础。他立足京剧，面向整个中国戏曲，所得出的结论具有很强的涵盖性， “无声不歌，无动不舞”八字就十分精当地概括了中国戏曲表演的特点。其次是其独到的学术眼光。与先前出于个人兴趣、爱好或牟利的旧派藏书家不同，齐如山按照戏曲研究的内在需要来搜集戏曲文献，做到有的放矢，有利于工作的系统、深入和高效率。他搜集戏曲文献的范围明显比一般学人广泛，是现代戏曲文献学的开创者，远远走在其他戏曲研究者的前面。再次是其多元、有效的研究方法。齐如山充分利用和戏曲界熟悉的有利条件，采访各类艺人，进行深入调查，既保存了大量鲜活的戏曲文献，也总结出许多舞台表演方面的艺术规律。这种研究以鲜活的第一手资料为依据，结论建立在丰富艺术实践的基础上，因而更能反映戏曲艺术的实际，对戏曲各种特性的把握也更为准确，这与那些从书本到书本的研究有着明显的不同，避免了因不了解演出实际而带来的主观臆想。齐如山自身所具备的学术优势使他得以对戏曲研究方法进行拓展和创新。这种实地调查走访的研究方法是同时代其他学人很少采用的，直到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田野调查的方法才受到重视，被大陆地区的戏曲研究者较多地应用到戏曲文物、仪式戏曲的研究上。

中非合作的原则与面临的困境

近年来，中非关系迅速发展，中非合作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注意。那么，中非合作的原则是什么？中国与国际援助体系有些什么区别？中非合作面临哪些问题？李安山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上撰文《论中非合作的原则与面临的困境》，在结合中国对非政策和中非合作史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作者认为，中非合作有四条基本原则，即：1、平等相待原则。中非关系的平等可谓国际关系的楷模。平等意味着尊重主权、互利合作、磋商协调。在援外问题上，是以援助者或施舍者的身份自居，还是以平等身份相待，这是中国与西方的根本区别之一。2、互相支持原则。非洲对中国的支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投赞成票的76国中26个是非洲国家。多年来，非洲在台湾、人权、西藏、世卫总干事长人选、奥运会举办权等问题上一直支持中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非洲均对中国表示坚决支持。中国对非洲的支持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中国始终全力支持非洲人民的反殖斗争；重返联合国以后，中国不断为非洲国家伸张正义，反对外来势力干涉非洲国家内部事务。除各种工、农业项目外，中国政府还帮助修建了一些象征民族国家独立的大型建筑，这些里程碑式的标志性项目在非洲国家民族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一直不附带任何条件地向非洲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3、自主性原则。中国“援助时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原则至今主导着中国对外经济援助，同时也受到西方国家的责难。中国将援助看作国际合作的一部分。这种合作既可以是双方，也可以是多方。然而，最重要的是自主性原则。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中非合作过程中遵循的自主性原则应该成为国际合作的原则。4、共同发展原则。共同发展是中非合作的目的，这既是中非合作过程中一直遵循的原则，也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一种体现。而中非合作面临着的困境主要是：1、国家形象问题。中国近年来因为崛起引起了诸多反响，自身的形象也遭到各种损害。这种负面形象的塑造与西方的意识形态化有直接关系。2、论坛机制问题。由于创立期间缺乏经验，中非合作论坛并不完善，一直处于不断学习、变化和改革的过程中。这种不完善可称之为“机制困境”，它使论坛难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而这种机制困境包括中方、非方和中非互动这三个方面。3、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中非关系日益深化，问题也日益增多，如产品市场、环境、劳动力、工人待遇以及产品质量等问题。

中非发展合作的身份转型与体系重构

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后逐渐建立起来的中国与非洲国家的新型战略合作关系，是一种以追求各自经济与社会发展为核心内容的新型南南合作关系。今天，这一以“合作发展”为核心内容的新型国际合作关系的快速拓展与提升，不仅深刻地改变着中非双方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与地位，也对西方世界支配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南北关系”造成越来越大的冲击，并因此而形塑着一种全新的国际关系新理念、新模式。因此，从正展开的21世纪更为长远的全球发展进程上看，对中非合作关系和中国对非政策进行一种战略性、前瞻性的把握已显得至关重要。刘鸿武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上撰文《中非发展合作：身份转型与体系重构》指出，总体上看，中非发展合作正在推进非洲大陆由“国际援助的发展负担”到“全球发展的机遇”、人类现代性“普世价值”核心内涵由西方语境到全球语境、中国国家身份由“追求自身发展”到“引领亚非发展”等多方面变化。同时，以实现发展为最高目标来推进国家能力建设，通过发展合作而不是军事征服来从根本上解决非洲问题的中非合作新理念，也日益在当今国际交往领域彰显出特殊的道德建构意义。文章系统地总结了当代中非发展合作实践，推进中国气派、中国胸襟的非洲学话语形态的建构，应该是中国学术实现自主创新，可以主动予以把握的特殊机会。

非洲的新兴大国南非

在当前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一个令人注目的变化是，出现了一批力量不断壮大的新兴大国，它们在国际多边机制中正在发挥重要的作用，正在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从某种角度讲，新兴大国日益成为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关键因素之一。什么是新兴大国？舒运国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上撰文《南非：非洲的新兴大国》，提出，新兴大国必须具备两大要素：其一，具备世界大国的各项要素，如辽阔的国土面积、丰富的人力和自然资源、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巨大的发展潜力等；其二，充分呈现新兴的发展态势，表现为近年来跨越式的迅猛发展，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上述两大要素的有机结合，使新兴大国实力快速增长，从而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重要性迅速上升。关于新兴大国的存在的差异性和共性，作者以南非为例剖析指出，作为非洲大陆的新兴大国——南非，它具有世界其他地区新兴大国的共性，如大国的各项要素、新兴的发展态势以及在国际社会日益重要的地位，又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第一，相比之下，实力比较弱小；第二，它代表了整个非洲大陆；第三，经过积极努力，成为金砖四国集团的成员。南非作为新兴大国，维护非洲大陆的安全与稳定，积极推进非洲一体化进程，努力缔造一个统一、强大的非洲；在国际社会，为非洲大陆的利益积极活动；重视南南合作，积极发展与金砖四国的关系；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各项活动，提升南非的国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