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简介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推荐篇目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目录

【哲学研究】

启蒙的缺失与重建——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思考                             俞吾金

复杂性科学视野下的思维具体原则                                           贺善侃

【文化学研究】

人类世时代的地学文化                                                     余谋昌

季羡林的“三十年河东”与“送去主义”                                      叶渭渠

【传播学研究】

影响公民新闻活动的三种机制                                                彭 兰

“镜众”视角下的广告创意趋势                                              张磊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特约栏目主持人：曹 旭

宫体诗与萧纲的“文学放荡论”                                       曹旭，文志华

物象的“诗化”和意象的“实化”——以唐诗中的“径”为例            朱易安，王书艳

论先唐文学的游仙主题                                                     朱立新

【历史研究】

评清帮的发源和演变——在泛长三角地区的转化                               郭绪印

亚里士多德学说在中世纪拉丁世界的复兴及其影响                             徐善伟

从小报看近代上海的新闻舆论公共批评                                        洪煜

【跨学科研究】

中秋节俗主题及其戏曲演绎                                                 翁敏华

中国外语教师角色的教育文化诠释                                            严明

【语言学研究】

论状语的性质                                                             潘国英

动结式“V破”的句法语义特性及其演变过程                                  石慧敏

英语写作教学的干预时机对作文篇数的制约                                   王丹斌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推荐篇目

启蒙的缺失与重建——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思考

俞吾金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第一社会形态是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第二社会形态是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第三社会形态是自由个性的发展。按照这一时间观念，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第二社会形态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当代中国社会与启蒙时期的欧洲社会在文化心态上应该是“同时代的”。从近代中国以降，启蒙精神一直处于边缘的，甚至缺失的状态。当今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启蒙缺失的种种现象：迷信思想的泛滥和宗教观念的蔓延；等级观念的复苏和特权意识的肆虐；怀旧意识的流行和传统观念的复魅；假集体观念的张扬和自由个性的湮没。这就表明，启蒙也正是当今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课题。中国社会中之所以出现这种启蒙缺失的现象，一是救亡对启蒙的挤压。在思想文化观念上，启蒙所蕴含的主导性价值，尤其是个性自由方面的价值，仍然处于被挤压的状态。二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滞后。由于中国式的商品经济的特殊性，即行政权力的高度参与，所以启蒙的任务是双重的：一方面，启蒙要唤醒每个普通人的权利和义务；另一方面，启蒙又不得不与因行政权力不当使用而造成的特权、等级观念和寻租现象展开激烈的斗争。三是自然科学在近代中国社会中的衰弱和萎缩。由于商品经济在近代中国社会中得不到充分的发展空间，从而使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发展也失去了相应的动力，中国知识分子在仕途上老于世故，而在很大程度上鄙视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启蒙自然也难以获得持久的、强大的推动力。四是把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启蒙意识所蕴含的普世性价值体系，如珍惜生命、尊重人格和人权、提倡自由和民主、倡导平等和公平、追求真理、崇尚科学等规则尖锐地对立起来，看不到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与启蒙意识所蕴含的普遍价值体系之间的内在联系。正是这种对立的情绪，使社会生活中许多启蒙的观念都受到了压制。五是西方学者对启蒙运动的反思和批判影响了当代中国人对启蒙的接纳。黑格尔对启蒙运动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在黑格尔之后，不少思想家出来反思和总结启蒙的经验教训；后现代主义者更是对启蒙和现代性的传统进行了全面的抨击。在这样的文化情绪的冲击下，当代中国人对启蒙又多了一份戒心。事实上，启蒙运动作为一种历史性的运动，它的发生和展开是由一系列主观和客观方面的条件所决定的。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中重建启蒙精神，并不意味着重走欧洲人的老路，我们追求的是一种经过反思和修正的启蒙精神。

复杂性科学视野下的又一新思路

贺善侃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上撰文《复杂性科学视野下的思维具体原则》，依据复杂性科学，在具体概念的形成上，应强调有序与无序的统一；在具体概念与抽象概念的关系上，应更重视抽象概念的作用；在具体概念的发展上，复杂性问题更凸显其相对性。对系统“整体涌现”的辩证分析启示我们，从生成机制看，思维具体具有可还原性与不可还原性双重属性；从形成途径看，思维具体具有突发性与非突发性双重属性；从与思维抽象的关系看，思维具体具有加和性与非加和性双重属性。生成整体论提出了从生成这一角度考察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思维进程的新思路。按照生成整体论的核心思想，思维具体应是在逻辑上先于思维抽象的，思维抽象是思维具体的显现和表达。这样，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就应表述为“具体生成抽象”。实际上，辩证逻辑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起点的确定，已经含有“具体生成抽象”的思想萌芽。“具体生成抽象”的思想还印证了抽象与具体的辩证统一关系。依据辩证逻辑基本原理，“抽象”与“具体”的相互依存表现在“感性具体——思维抽象——思维具体”三个环节的相互依存。从生成论角度考察，思维抽象是思维具体的显示和表达。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过程中内含着‘具体生成抽象“的过程。这是复杂性科学视野下的又一新思路。

人类世时代的地学文化特征

余谋昌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撰文指出，现在，地球已经进入新的地质时代——“人类世”时代，我们需要有新的地学文化。“人类世”时代，人类对地球的科学认识、地球科学技术，以及勘探、开发、利用地球资源的活动极大地发展了。人类活动作为一种重要的地质作用力、对地球的作用，以及地球对人类的反作用，已经具备行星规模，达到全球水平，涵盖了整个地球，涉及地球的物质、能量、信息和空间，深入到地球表层、地下深处、地球高空，甚至宇宙空间，改变了各种地球物质存在形式和地质运动，创造了新的地球圈层和新地质运动形式。地质学概念已经扩大了，它不仅是自然科学概念，而且成为人文社会科学概念。我们对新的地质时代的地球的研究，对待现实的地球上发生的事件，包括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不能仅视为纯粹的自然地质事件，只从自然的视角进行研究；同样，也不能仅视为纯粹社会事件，只从人和社会的视角进行研究；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对地球既进行自然科学研究，又进行地球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它应包括文化的全部三个层次：1.在精神层次，除了要有完善的地学自然科学，还需要有地学人文社会科学，创造新的地学文化学；2.在制度层次，建立认识地球的科学和实践体制；3.在物质层次，在认识地球物质和运动的基础上，地球科学技术发展为生态安全服务，为建设生态文明，保证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能量、信息和空间需要服务，这是首要的。

季羡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论断的前瞻性

学者季羡林在我国首创了东方学，推动了东方学研究和人材培养，成为我国东方学的奠基人。晚年，他站在一个新的高度，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宏观分析论和“送去主义”的实践科学观，并且身体力行。叶渭渠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撰文《季羡林的“三十年河东”与“送去主义”》指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论断，并不像有些人所言“是一个大而空的论断”，季羡林是用唯物辩证方法论，总结了几千年来古代中国、印度、古希伯来、埃及、巴比伦以至伊斯兰阿拉伯三大东方文化体系和古希腊、罗马一大西方文化体系互相间盛衰消长的历史经验，并且认为思维模式是一切文化的基础，客观地分析了西方文化的分析思维模式和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优劣异同，然后用宏观的历史眼光作出东西方文化变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样前瞻性的科学论断，并称之为“东西方文化互补论”。季羡林曾反复说明他的主张，不是要消灭西方文化，西方迄今所获得的光辉成就，绝不能抹杀。他的意思是，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把人类文化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事实上，季羡林主张，东西方文化是各有所长，也各有其短，是应该互补而且是可以互补的。“文化多元化”是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前提的，不是以谁为中心，以谁来抹杀谁，这才得以最终走向和谐与融合。可以说，这是事关指导我们继续努力从事东方文化研究和传播工作的一种思想基础、一种思想动力。因此，我们对季羡林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主张不能孤立地解读，必须联系他在关于东西方文化不同思维模式的基础上而提出的“东西方文化互补关系论”来思考，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其立论的基础是“文化交流论”。

意见领袖与公民新闻精神是否冲突

彭兰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发表《影响公民新闻活动的三种机制》，探讨当我们研究意见领袖这样一种现实存在时，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公民新闻强调公民的平等参与，而意见领袖则使某些个体的话语权力凸显，这种权力会不会对一般人的话语权形成制约作用？意见领袖与公民新闻精神是否有冲突？

当我们看到网络中的意见领袖有很多是现实世界里的名人时，这种疑虑就会进一步加深。

但是，如果将名人与公民、意见领袖与公民新闻等简化为对立的矛盾双方，可能会陷入非此即彼的泥潭。尽管公民新闻的出发点是强调普通公众或平民的参与，但是，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应该转化为全民参与而不仅是平民参与。因此，以公众的话语权为由来剥夺名人的话语权，未必是真正体现了全民参与这样一种公民新闻的发展方向。从另一方面看，即使名人不参与公民新闻活动，在网络中照样会出现意见领袖。

公民新闻倡导的平民的平等参与，更多的是相对于过去专业媒体的垄断而提出的一种新的理念。但在现实中，真正的人人平等总是不存在的。公民新闻只能是以一个整体的力量来与专业媒体相抗衡，这种整体的能力越强，公民整体与专业媒体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就会越趋平衡。而意见领袖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加强这样一种整体能力。当然，也不能不看到意见领袖可能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当某些个体的权力被一再强化时，他们滥用权力所造成的后果也就会越严重。如果网民过分跟从意见领袖，他们的行为也会出现更多盲目性。意见领袖也有可能造成公民新闻活动中的新的“舆论一律”，造成更多的“沉默的螺旋”现象，由此带来的社会影响必须正视。

宫体诗与萧纲的“文学放荡论”

曹  旭，文志华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撰文认为：作为影响深远的诗歌流派和类型，宫体诗从产生至消亡，至少有一百年以上的历史；宫体诗学则延绵数世纪，其内涵伴随中国诗学的发展已成为其中不可缺或的审美要素。它的产生、发展、繁荣，绝对有理论的支撑和思想的指导。但现在的宫体诗理论，似乎只是一些任人掇拾的书信和理论的碎片，这其实是一种没有深入探究的误解。萧纲的宫体诗学有几个特点：一是具有批判的锋芒和理性精神；二是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和自成诗学体系；三是具有独创的理论核心；四是具有现实意义和普遍意义。萧纲以批判当时京师陈旧而懦钝的文体为契机，确立梁代新的诗学观。由此，中国诗歌的本质论，在先秦两汉“诗言志”和陆机“诗缘情”的基础上，又得到进一步的确定和净化。如果说萧纲的诗歌发生论、本质论、功能论、新变论都多少受前人的影响，而对诗歌创作论的阐述，则是萧纲独特的创造发明，是萧纲的理论核心。萧纲所说的“放荡”，有其特定时代的涵义，这就是“寓目写心，因事而作”。宫体诗学的产生和建立，绝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有一个渐变、量变和质变的过程，是在萧纲和宫体诗人群大量写作的基础上慢慢形成的。交流诗歌和互相品评的过程，是写作的过程，同时是理论升华的过程。文人的“放荡”理论，加上民歌的大胆直率，就形成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还开拓出诗歌创作题材的新领域，拓展了一个偌大而广阔的世界。这与“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唐代白居易的写作原则很接近，不同在于，齐梁是女性美在诗歌中觉醒的时代，这使萧纲的宫体诗和文学放荡论，处在诗歌与女性美的交叉点上；而在人与诗已经结婚的唐代，齐梁人与诗初恋的朦朦胧胧和忐忑不安，至此已彻底消除。把“立身”与“文章”，把身边真实的世界和文学幻想的世界截然分开的“文学放荡论”，既是宫体诗审美意识新变的产物，反过来又指导创作，促进审美意识的新变，结合萧绎和其他宫体诗人的序跋、书信、言论，从整体上考察萧纲的宫体诗学理论，包括诗歌的发生论、本质论、创作论、功能论和新变论，考察宫体诗创作和“文学放荡论”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发现，其在中国古代诗学上，具有独一无二的意义。

清帮在泛长三角地区的发源和转化

郭绪印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撰文《评清帮的发源和演变——在泛长三角地区的转化》指出，清帮是大运河的漕运水手和罗教在杭州附近相结合的产物。漕运空闲时，水手集结于大运河南端，借住罗教庵堂。清政府为禁止秘密结社，扫除罗教庵堂，结果事与愿违，促使水手秘密结社淡化了宗教色彩，在船上进一步帮会化。道光、咸丰年间因运河阻塞，改为海运，大批漕运水手失业转化到陆地谋生，转化为盐枭集团、土匪等，其中也有反抗清政府的。而近代上海是清帮最理想的温床，清帮在上海以租界为基地，以国民党政权为靠山，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与上海因被动开放而商贸发达、市场繁荣是分不开的，也是与租界和国民党当局对清帮的纵容、支持分不开的。显然，清帮在上海以自身的变化来适应客观形势的变化。从上海清帮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中可以理解国际上某些发达国家或地区黑社会势力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发展了。因此，对付黑社会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复杂的问题，上海清帮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兴盛的历史说明，要抵制黑社会势力，首先必须从执政者的廉政自律做起，才能取得效果。

亚里士多德学说在中世纪拉丁世界的传播及意义

自西罗马帝国灭亡直到11世纪初期（亦即中世纪早期），古希腊科学与哲学几乎已为拉丁基督教世界的人们所遗忘。虽然，在中世纪早期，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部分知识还在波埃修、西塞罗等极少数学者的译著中有所保存，但从总体来看，亚里士多德学说在中世纪早期几乎完全失落了。那么，亚氏学说是如何在中世纪拉丁基督教世界失而复得的呢？它对中世纪西欧科学和哲学的发展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徐善伟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撰文《亚里士多德学说在中世纪拉丁世界的复兴及其影响》指出，在中世纪鼎盛期，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全部被翻译成拉丁文，与此同时一股研究亚里士多德的热潮也在拉丁世界迅速蔓延开来，而刚刚兴起的大学则成为传播亚里士多德学说的重要阵地。亚里士多德学说在中世纪拉丁世界的复兴及其传播对于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满足了中世纪大学教育的急切需要，为中世纪拉丁世界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有力地推动了人们对哲学、自然科学和神学的研究和讨论，从而使中世纪西方文化走向繁荣。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典文化作为西方文化之源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