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四期推荐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四期目录 【特别关注】 论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 鲍宗豪 【伦理学研究】 “自由”的生活内涵和理论内涵 崔宜明 论赛博空间的道德实践 苏令银 【跨学科研究】 ·和谐社会专题探讨· 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利益矛盾的化解 蒋硕亮 论和谐社会理念在侵权行为法中的体现 环建芬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文心雕龙》“披文入情”说 童庆炳 金陵守望与长安放歌：唐代都城诗的审美歧异 葛永海 【传播学研究】 1994年以来中国网络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进展分析 杜骏飞 格雷格里·贝特森对传播学研究的奠基性贡献 刘蒙之 【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 越南汉文小说的异国文化特色 严明 西方骑士与中国古代的侠——中西方文学共同母题中表现的正义精神 王立 反现代化语境中的皮里尼亚克的创作——解析《不灭的月亮的故事》的象征意蕴 方坪 【历史学研究】 孙中山《实业计划》的首创性和超前性 郭绪印，胡海英 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 吴珍美 【文化学研究】 论高质量大学的品质特征与内涵 夏人青，何玉海 文艺繁荣与城市文化之关系 刘旭光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四期提要 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的三大特征 鲍宗豪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４期上发表《论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一文，指出：近年来，国内有关“中国模式”的探讨，缺乏对“中国模式”历史与现实、现实与未来相结合的逻辑分析，缺乏对“中国模式”的价值分析。作者不主张简单地提“中国模式”，而是从分析我国改革开放30年过程中所形成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入手，阐释了民族复兴中国模式的理论内涵、历史价值以及该模式的特征，进而强调了在实践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创新民族复兴中国模式的基础、路径与方法。 作者认为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具有以下三大特征： １.民族复兴中国模式的全面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民族复兴涉及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全面协调发展。因此，该模式在改革之初的提出，以及在改革过程中的深化，都依据历史的经验和当代中国、当代人类面临的最新问题，在突出经济发展的同时，充分考虑到生态和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强调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二是该模式是一种以满足人的需求和全面发展为立足点与归宿的发展模式。它从抽象的人民、阶级扩展到具体、鲜活的个人，从整体的国家、民族扩展到个体的人，都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坚持改革与民族复兴会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的价值取向。 ２.民族复兴中国模式的过程性。该过程的特点有三：一是民族复兴模式的一致性与过程性，即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基本小康”到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既反映了邓小平对民族复兴蓝图的预言、民族复兴目标的一以贯之，又反映了民族复兴的目标及其模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性。二是民族复兴模式形成与发展过程的阶段性与长期性，即该模式的形成与发展还经历了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阶段。三是民族复兴模式形成与发展过程的艰难性与曲折性。 ３.民族复兴中国模式的开放性。一是它必须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开放。实践是鲜活的、充满活动的，是民族复兴中国模式的长青之树，它必须不断地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发现民族复兴面对的新问题，在分析研究这些新问题，解决这些新问题的过程中充实和完善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二是它必须向世界开放，在融入全球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汲取世界各国思想文化、发展与现代化的经验，在完善民族复兴中国模式的同时，向世界传播民族复兴中国模式。 对孔子和儒学应当一分为二 陈卫平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４期上发表《 自由的理论品格和价值困境 崔宜明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４期上发表《“自由”的生活内涵和理论内涵》一文，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视野中对自由的理论品格和价值困境作一简略的叩问。文章认为：自由是一个现代的价值理念，在发生学的意义上，这个理念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客观条件特征和要求，又通过其思想传统被理解为人的本质乃至人的价值理想，但是却展开为自由权利和自由意志这两种不同的理论品格和价值诉求。中国近代的历史变革开启出自由的新论域，即在由民族主权国家组成的无政府的世界资本主义历史环境中，对于落后民族来说，自由的基本前提是建立一个民族主权国家。由此，就有了“国家自由”和个人自由的复杂纠葛，就中国社会的发展而言，需要在个人自由和国家权力之间保持有张力的平衡，以保证历史的发展指向这一目标：充分实现了的个人自由实现着国家的强盛。在理论上，是以自由权利为本还是以自由意志为本，意味着不同的思想道路，并且呈现出自由的价值困境,这一价值困境在根本上表达的是自由和平等的困境。在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自由这一形式性的平等要求着、产生着、保障着实质性的不平等，即实现了的平等一方面具有占有物的权利，另一方面却因此而必然产生对物的占有的不平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在开辟着通往“自由”的新的实践模式。 和谐社会的利益矛盾有三种表现形式 蒋硕亮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４期上发表《化解和谐社会的利益矛盾》一文，认为和谐社会的利益矛盾有三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是需要主体与需要对象之间的矛盾，其实质是主体利益需要能不能满足的矛盾，也是利益能否实现的矛盾；第二种是利益主体的各种利益之间的矛盾，即利益主体的物质利益、精神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眼前利益、长远利益，内在利益、外在利益等利益之间的矛盾；第三种是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从纵向角度看，这种利益矛盾是指个体、群体与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从横向角度看，它表现为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利益矛盾、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等等。由此组成了一个复杂的纵横交错的利益矛盾网络。这三种利益矛盾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第三种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前两种矛盾，即不同主体的利益矛盾决定同一主体的利益矛盾。不同主体利益矛盾的根源在于利益主体与利益对象相结合的人类社会制度安排的缺陷，包括社会分工的固定化、劳动产品直接支配权的丧失和利益分配的不合理，这共同构成了不同主体之间利益冲突的真正根源。由于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国家利益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国家和社会群体可以通过设计科学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来消解利益矛盾和冲突，这种机制就是：机会平等，按劳分配与按贡献分配相结合，彰显正义，谴责邪恶。在这种客观公正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下，劳动是把个人与社会联系起来的纽带，提高工作业绩就是要不断发展，发展是提升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唯一途径。不仅如此，这种科学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还可以促使个人积极工作，不断发展，努力提高工作成绩，从而推动个人、群体、国家三者的利益由低水平的均衡走向高水平的均衡。文章认为，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客观公正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来克服以往制度的缺陷，实现不同主体之间利益的共生和多赢，才能化解和谐社会的多种利益矛盾。 唐代都城诗的审美歧异 葛永海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４期上撰文，讨论唐代都城诗的审美歧异。文章认为：唐人对都城的歌咏主要集中在两座城市：历史的金陵与现实的长安，即古之都与今之都。在同一个时代里，相似的审美主体，在面对两座城市的怀古层面和现实层面时，受到文化心理的支配和制约，聚焦于城市的不同侧面和维度，而最终在审美表达上体现出“金陵守望”与“长安放歌”的不同。就审美对象而言，金陵诗重山水，长安诗重楼阁，这与地形地势有关，也与城市布局有关，还与南北气候之差异有关，这些都是客观使然。但是对此的取舍却体现了诗人们不同的美学取向，重山水所以多书生气，重楼阁所以多富贵气。就审美维度来说，金陵诗重时间，重纵向的追怀。长安诗重空间，重横向的铺展。就审美姿态而言，则有“出其外”与“入其中”之别。两种都城诗对传统文学意象的借重程度不同。就美学格调而言，金陵诗歌悲甚于壮，而长安的则是壮甚于悲。唐代诗人面对金陵与长安的古今之变，有着不同的心理衍化轨迹，如果说金陵古今之变是逆接，六朝的繁华与唐时的衰败形成鲜明对比，诗人心中承受的是巨大的情感反差。长安之今对于古而言，则是顺承，唐长安之盛正是汉之盛的延续。 不同书写和审美表达，首先从一个侧面表现了诗歌与政治文化的关系，这种政治文化主要是由都城来负载的，所以诗歌对都城的歌咏也就是对不同政治文化的读解。通过典型文本，通过一个历史断面上的比较，以一个特殊视角来见出两种政治文化的差异。其次是唐人不同的审美选择所对应的城市认知，在历史、地理等条件都相异的“文化场”里体现了诗人“心理图式”的不同。更值得注意的是，诗人们通过都城体验所建构的人城关系，表现出两种有区别的城市文化心理认同，颇具典型性。无论是写金陵守望，抑或长安放歌，这些抒写又都是属于唐人，都有着唐代特有的烙印。时代文化的融通有时又是可以跨越地域的差异。当诗人在一首诗里同时描写到两座城市时，你就很难将它们从诗歌中分割开来审视，无论是金陵，还是长安，对于大唐诗人的心理而言，又具有某种同一性，它们都是唐人精神上的故乡，只不过一个属于历史，一个属于现实，唐人高标独举卓异于他代的美学风范，正是那种于地于人皆饱含深情的绵邈之思。 贝特森对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的丰富和完善 刘蒙之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４期上撰文，论述格雷格里·贝特森对传播学研究的奠基性贡献。格雷格里·贝特森是２０世纪美国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之一，是许多传播学研究议题的发现者和开创者，贝特森对传播学的宏观思考表现在他对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整个人类社会传播本质的探究上。 在贝特森的思想里， 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是融会贯通的。系统论关注系统是如何通过持续不断地发生在系统内部的信息反馈进行调节的。系统都是控制的，而控制必须依靠信息，即“生异之异”。系统最重要的不是能量而是信息。从控制论的观点来看，系统是通过指导群体成员彼此间传播互动的传播过程维系、修改和改变的。在贝特森的学术生涯里，处处可以看到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的哲学和世界观支撑。他把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结合起来观照社会存在和自然存在的关系，观察整个人类世界。 贝特森把“三论”的观点带入了对人类生态系统的研究。人类生态系统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在一个复杂的人类生态关系的网络中相互作用并共同组成一个生物圈。人类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控制系统，贝特森关注人类生态系统中信息的传播和转化。他的研究聚焦于人类生态系统中关系的生态学和信息问题。贝特森指出西方文化中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对称关系。对称关系就是一种行为的增加导致对方相同形式的反应，如军备竞赛、体育比赛和酗酒等。补充关系是一种相异行为，这种关系中的双方互相补充。如统治和顺从、照顾和依靠、虐待狂和受虐狂。贝特森发现西方文化的一个思考习惯是把部分从整体中分离出来，单方面控制一个部分，据此认为另一个部分是敌对的，反对边界外面的部分。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比如“人类征服自然”、“人与社会”、“我们与他人”和“精神与肉体”的二元对立视角就是这种思维习惯的体现，从而忽略人是一个更大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和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和谐观背道而驰。 孙中山《实业计划》的首创性和超前性 郭绪印，胡海英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第4期撰文《孙中山〈实业计划〉的首创性和超前性》，指出，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是以国家工业化为中心，实现国民经济全面近代化的具有纲领性的建设计划。包括：在我国北部、中部、南部沿海各建世界级先进水平的海港；修筑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 吴珍美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第4期撰文《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提出，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战争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为适应新形势，实现全民族抗日，加强了意识形态建设，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抓住民族意识重新整合社会力量。中国共产党纠正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右倾错误思想，确立了党的科学的指导思想，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实现了党内的团结。同时，通过有效的意识形态宣传教育，使党的主流意识深入人心，极大地促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也为抗战后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正是抗战时期卓有成效的意识形态建设，使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及后来解放战争中能赢得民心、克敌制胜。 城市繁荣与文艺繁荣的必然联系 人类文明史上每一次艺术的黄金时代，都有一个城市作为背景与支撑，为什么是城市？城市作为一个文化现象与人的艺术活动有什么内在联系？城市文化中的哪些因素推动着文艺的繁荣？刘旭光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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