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推荐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推荐

目录

【哲学研究】特约栏目主持人：陈卫平

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中的文化价值问题                                       黄力之

从科学、科学主义到科学发展观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思维向度                                 张允熠

【政治与行政管理研究】

长三角经济发展中“明线与暗线”的博弈论解析

——区域产业布局、人才流动与开发战略                                   周 洁

人民主权思想辨析                                                         李寿初

【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特约栏目主持人：杨剑龙

陶晶孙的《给日本的遗书》                                                  杨剑龙

池田大作与《论语》                                                        谭桂林

无政府主义“东京派”与中国现代文学                                        张全之

【文化学研究】

日本室町时代的文化及其特色                                               王军彦

国际广告文化宰制的批判性分析                                             张殿元

【中国社会史研究】特约栏目主持人：唐力行

明清以来苏州的社会生活与社会管理

——从苏州碑刻的分类说起                                             唐力行

社会结构变迁视野下的苏州市民公社考论                                李明，汤可可

晚清以来“女弹词”职业生涯的呈现及其意义                                   周 巍

【心理学研究】

真实性领导力理论及其启示                                              王沛，陈莉

中国传统的五类型人格理论与超稳定心理结构                                 刘同辉

【跨学科研究】

欧洲现代派电影之现代哲学—神学渊源                                       林国淑

皖南事变研究中两个问题的再探讨                                            李 亮

空主语（pro）在英汉中的不同参数设置                                       宋秀平

人文形式的精神生产的经济社会价值会进一步增大

黄力之《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中的文化价值问题》上指出：在经济与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人文形式的精神生产的经济社会价值会进一步增大。问题不在于产业化的形式，而在于如何保持精神文化价值与经济社会价值的统一。马克思认为，精神生产可分为意识形态的精神生产与自由的精神生产两种形式，突出了精神生产的文化哲学意义。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体研究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精神生产的精神文化价值是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一种克服，而作为精神生产的艺术性创造则是其他一切劳动都向往的一种劳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对人文形式的精神生产（科学技术之外）的经济社会价值是比较忽视的。

但是，只要我们承认精神生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的三重界定，即：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看，精神生产是社会生产的一部分，它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之一；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精神生产是人类特有的认识活动，它是当今人类认识的直接来源；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角度看，精神生产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存在方式，是人的类本质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所在。 

但是，关于人文形式的精神生产的经济社会价值，却是需要我们在马克思的基础上予以推进的。如果说，马克思当时所说的人文形式的精神生产的经济社会价值“微不足道”是有根据的，并无错误，那么马克思不该忽视的问题是：在他承认精神生产的产品（文学、艺术演出等）可能给出版商、演出商带来利润时，利润的增长实际上还意味着另一个结果：精神生产的使用价值的充分实现。如果这个利润本身还能通过一定的社会机制为社会服务的话，那它的经济社会价值就更大了。

精神生产不仅可以在正常情况下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在社会发生经济危机时，精神生产仍然能发挥独特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精神生产的经济社会价值。如何使马克思心目中的精神生产的自由本性，存在于当下这种生产的经济过程，使之既保存“天性的能动表现”，又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直接的效益，应该说这是21世纪文化建设的使命。

“科学发展观”是对实用科学价值的纠偏

张允熠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上撰文，指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思维向度。“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的，而非科学主义的——它纠正了科学主义所造成的认知偏差。首先，科学发展观有着深刻的文化哲学内涵，高扬了一种新型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以人的发展为主轴的社会发展观，它不同于那种一味征服自然和实用主义的唯科学的物资增长观；再次，“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这种发展观追求的价值目标，该目标不是靠人的理性推算出来的社会预设，而是一种基于人性和自然机制相互协调的可行性选择。因而，这种发展观远远超过了仅以GDP的经济增长为单一指标的不可持续的短期效应，它重塑了与人的终极关怀相适应的价值目标、理想和信念体系。

因此，科学发展观摒弃了在科学主义支配下的那种只图在场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精神价值和终极关怀的功利主义趋向，使人重新获得了本质意义。如果说，科学主义否定了科学，那么，“科学发展观”则否定了科学主义——“否定之否定”。“科学发展观”扬弃了科学主义中反人文价值的倾向，恢复了科学和科学精神的真正权威，克服了科学主义思想指导下见物不见人的物化原则，致力于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统一。“科学发展观”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高度统一起来，一方面视科学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生产力，另一方面把人文关怀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不二法门，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理论提升，确立了当代中国社会的精神支柱。

总之，由于对科学的过度尊崇和迷信，科学主义盛行造成价值跌落和信仰迷失，“科学发展观”起而反正，恢复了科学精神与人文主义相统一的思想主旨，开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思维向度。

长三角区域产业布局与人才流动和开发的博弈

周洁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上撰文，指出：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经济发展”、“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四大政府职能相应地成为整个区域的关注点。经济发展的要点是各种资源从区域范围的高度进行再配置，并出现“明线与暗线”两条线索。明线是在共赢的整体框架下，通过各地的政策引导和市场主体的选择，使本来分散的产业布局在区域范围内重新优化，在区域内部形成相对配套的“极地效应”和“腹地效应”，略有封闭性。暗线是顺应区域一体化的趋势，使本来可以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资源，主要是人才资源的流动与开发，在长三角中流动更加容易。将产业布局和人才流动与开发综合研究，则会发现两者内部问题的新逻辑：“人才—产业布局—地方政府”之间应有的强连接关系,被本来应当作为弱连接关系的“地方政府—企业—人才市场”三角形错位取代。因为认识上或利益上造成的这种错位，使得长三角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真正厘清、民间组织不够发达、责任落实机制难以形成，长三角各政府部门或民间组织的合作只能是比较表面的、相互分割的会议及其宣言，会议上的决议也就难以落到实处。文章倾向于从政治层面上构建长三角区域深层合作的立法、执法框架。具体地说，就是借鉴联合国宣言的运行方式，即在长三角目前已有的“领导人见面、常务副职见面、部门会议”的基础上，发挥有立法权的人大及其领导人的强大作用，形成区域合作宣言或决议，并在各地的法律法规中贯彻、实施。这样，在不违背宪法精神的情况下，形成长三角所有地方都能接受、都能向综合合作方面努力的法律。

鲁迅所受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

张全之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上发表《无政府主义“东京派”与中国现代文学》一文，《天义》报影响了后来成为作家的一些留日学生，尤其对周氏兄弟的影响最值得重视。1907年6月10日，刘师培夫妇创办《天义》报，作为何震组织的“女子复权会”的机关刊物，何震任主编。《天义》报除提倡“女子复权”外，极力宣扬无政府主义，成为中国人创办的第一份以宣扬无政府主义为职志的刊物。这期间，正在日本求学的周氏兄弟对《天义》报十分关注，这主要根源于他们对无政府主义的兴趣。正像刘氏夫妇在日本政治思潮影响下走向无政府主义一样，周氏兄弟也受到日本涌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周作人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迷恋一直持续到五四时期——对日本“新村”的造访和介绍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与周作人一样，鲁迅当时不仅接触到了无政府主义著作，还与日本无政府主义者有过交往。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对施蒂纳、尼采热情洋溢的评述，显示了他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吸纳与借鉴。正是与《天义》报的兴味相投，使周氏兄弟成为《天义》的重要作者。从现有材料来看，周氏兄弟以“独应”的笔名在《天义》报上发表文字（包括译稿）9次。根据周作人的回忆，这些文字除《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之别》是遵照鲁迅的嘱咐，译自克鲁泡特金的自叙传外，大都出自他的手笔。由于两周关系密切，这些文章的观点可能经过了两个人的讨论，或周作人将文章写成后经过了鲁迅的修改和润色，所以“独应”的文章应该理解为兄弟合作的产物。周氏兄弟不仅给《天义》投稿，还是《天义》报的忠实读者。毫无疑问，两周对《天义》的阅读，为他们早期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支援。就周作人而言，《天义》报对他的最大影响“当数《天义》对传统两性伦理的批判”；对鲁迅产生过重要影响则是刘师培。刘师培年少成名，以国粹家和革命者的双重身份跻身于章太炎、吴稚晖、蔡元培等先贤的行列，与其他晚清人物一样，刘师培在思想与学术上成为鲁迅的“师辈”。但由于刘师培后来成为端方的幕僚，从事揭发、告密等龌龊勾当，为世人所不齿，所以他与鲁迅的关系也常常被忽视。刘师培通过《天义》报对鲁迅的影响最明显地体现在文化与政治立场方面。刘师培从无政府主义理论出发，提出了一套新的救国方案：文化上痛批儒家的道德学说，但主张保存国粹；在政治上反对民主、共和、维新，激烈批判资本主义的罪恶。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表现出的立场和观点，与刘师培有着很多相近的地方。到五四时期，两周成为名满天下的文人作家，但追索其思想谱系，《天义》的影响仍然不能忽视。

日本室町时代的文化及其特色

室町时代是日本历史上的中世后期，是日本的幕府政治时代即武士封建时代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化在继承了前一个时期的文化即镰仓文化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对于后来日本近世的桃山文化以及江户时代的元禄文化、化政文化甚至近代现代的日本文化都有着很大影响。王军彦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上撰文指出，纵观室町时代日本文化的各个领域，有三方面特色：第一、室町时代的文化由皇家贵族和封建武士的双重文化转向了由武士主宰的一元化的文化，实现了贵族文化、武士文化和禅宗文化的融合。室町文化的创造者是武士和僧侣。皇家贵族的文化活动虽然还没有停止，但他们关心的仅是研究“有职故实”和固守和歌传统，已经没有了创造新东西的欲望和力量。以足利将军为中心的高级武士成为文化活动的中心，产生了吸收融合以往贵族文化的新文化。而且这种文化与由中国传来的和武士社会关系很深的禅宗文化得到进一步的融合。第二、室町文化充分显示出中国宋、元、明文化的影响，是带有浓厚禅宗色彩的象征性暗示性文化。由于中国明朝与日本建交并开始贸易，僧侣和商人的往来频繁，中国文化在日本得到积极的接收。摄取中国文化的中介力量是起幕府政治外交顾问作用的五山禅僧，所以，宋学、“五山文学”朱子学、水墨画、禅宗式庭园等禅宗文化得到很大发展。“能乐”、“枯山水石庭”、茶道、插花等象征性、暗示性表达文化的流行，都渗透了追求“闲寂”的禅宗精神。第三、文化的庶民倾向和向地方的传播普及是室町文化最大的特色。贵族的没落、战国大名的强盛、城镇居民的活跃、农民百姓力量的壮大，促使文化的庶民化倾向大大增强。能乐、狂言、连歌、御伽草子、茶道等，不仅贵族、武士喜欢，也受到广大城乡居民的青睐。这反映了这一时代工商业和农业的发展。室町时代后期随着“大名领国制”的确立，“守护大名”及其家臣到京都接触中央文化的机会增多，应仁之乱后房屋被烧、失去庄园的京都贵族有许多奔向了地方。而在地方出现了小城市，庶民崛起。这些使得文化进一步向地方传播和普及。从镰仓时代兴起的新佛教在地方的发展、足利学校的再兴、连歌在全国的流行等都是文化由中央向地方、由上层向下层传播的具体表现。

广告媒介背后的文化宰制失衡问题

张殿元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的《国际广告文化宰制的批判性分析》一文中指出，广告媒介作为以资本主义方式分配资源进而实施文化宰制的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隐匿性，它遮蔽了文化表象背后更为深层的文化宰制失衡的问题。这种文化宰制的主要特点是：以心灵塑造为旨归，通过强大的示范效应进行文化渗透；以商品促销为手段，通过跨国集团的商业扩张实施文化操纵；以市场分配为原则，通过信息要素的自由流通强化文化宰制。西方资本主义消费文化通过广告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渗透和宰制通常以两种方式展开，一种是直接宣传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一种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的西方式解读。因此，发展中国家为保护文化所能做的是，首先，进行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找出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性的东西，在不损害传统文化精髓的前提下，做好其现代化转型工作；其次，尽力争取一个与其他文化自由交流的平等的外部环境，这需要联合所有的人类进步力量，加强弱势文化的国际合作，形成合力对抗文化强权；再次，进行文化保护的战略选择，明确本土文化中最具特色而又最发达的部分，舍弃最基本而又最寻常的东西，集中精力加以重点保存；最后，在加强主流传播工具力量的同时，开辟文化交流的新形式，拓展新的文化交流空间，扩大本土文化的国际影响。

真实性领导力理论及其启示

王沛，陈莉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撰文指出：基于部分企业道德的跌落使企业真实性遭到质疑，西方管理学界的学者们开始追寻一种积极领导力，并将其最终定位为真实性领导力。真实性意指通过言行一致来真实地表达自己，包括4个成分：自我意识、无偏见的信息处理过程、行为、与他人的关系。真实的领导人应有5项特质∶（1）了解自己领导的目的。（2）创建稳固的价值。（3）用心领导。（4）建立良好的多角关系。（5）展现高度自律。

管理是组织中每个成员得以自我实现和获得组织利益最大化的张力结构，如果领导者不顾组织利益，而只是把组织当作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保护伞，利用权力之便中饱私囊，组织的张力结构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同样，自我的潜力与组织发展不相适应，张力的平衡也会被打破。领导者和组织是相互影响、相得益彰的关系。这就暗示着组织在培养和筛选领导人时要以组织文化为导向，而领导者应以真实的自我和组织的需求为导向，领导者自我实现的过程既是不断学习发挥适应组织的潜力的过程，也是组织利益不断实现的过程以及维持企业张力结构的平衡的过程。

真实的领导者通过对个人经历的解释来了解自己的价值取向、情感和动机，同时也成为员工判断领导者是否真实的依据。真实的领导者的自信和积极的情绪来自对自己的高度认识，并通过言行一致在组织中树立信誉和声望。员工在组织中体会到的积极情绪会导致他们暂时或持久的工作满意度、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及生理健康。真实性领导力的发展主要围绕着4个主题：（1）领导能力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强调自身先天的素质。（2）领导能力的发展出自斗争和困苦，真实性领导的特征就是必须要有强烈的愿望，高水平的自信，迎接巨大挑战和处理困难的能力，独立和坚韧不拔的精神。（3）领导能力的发展是发现一项事业，这项事业不仅仅是安身立命之本，更是自我价值的实现。（4）领导能力的发展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以不断的学习适应组织不断的发展与需要。

真实性领导理论不但打破以往领导理论仅关注认知变量对领导力的作用，而且特别重视自信、积极情绪、信任等非认知性变量和积极心理状态在领导过程中的作用及机制，主张发掘和培养领导者及其下属的积极心理能力。这一理论是西方人在诸如安然破产等事件的冲击下对领导者的道德进行反思的结果

对碑刻的社会史解读

从本质上来说碑刻是把文字刻在石头上的文书，它与其他文书一样，是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为了凭证、记载、公布和传递的需要而作的特殊的书面记载。唐力行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上撰文《明清以来苏州的社会生活与社会管理——从苏州碑刻的分类说起》指出，从文书学的角度，以《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为样本，对之重新加以分类，可以一窥苏州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严密的社会管理。从历史文书的视角来看，碑刻可划分为私人性民间记事碑刻文书与公务性碑刻文书。私人性民间记事碑刻文书是指个人或家庭、家族、行业组织在自己的活动中形成和使用的碑刻文书，内容属于私人性质，不用经过和借助于官府或法令的批准或约束。在碑刻中凡属墓志铭、家传记事、宗族生活记事、官僚功德记事、祠庙记事、修桥善堂记事、工商组织内部组织活动记事等均属此。其内容涵盖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关方面的情况，此外还包括很多重大经济、文化活动方面的记事等。公务性碑刻文书显然是指有官府的力量介入其间，是反映官府公务活动的结论，是作为法的效力执行的、示之于众的碑刻文书。两类碑刻最显著区别在于，是否有官府的介入。

苏州市民公社在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化中的历史意义与借鉴

李明、汤可可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上撰文《社会结构变迁视野下的苏州市民公社考论》指出，苏州市民公社诞生于市场经济和民族工商业发展相当薄弱的历史条件下，又有着外侮内患的时代背景，其发育难免稚嫩、脆弱。它随同商会等社团组织共同开拓的活动空间，与西方典型的市民社会相比，无论是组织程度还是功能范围都十分有限。但是，毕竟在近代新式商人社团兴起的潮流中，树起了一面独具特色的旗帜，并在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一个深刻而持久的历史变迁过程，在这过程中，因为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各种利益关系的变动，必然会带来种种摩擦和冲撞。对此，除了采取激烈或平和的手段推动社会制度的创新，例如辛亥革命，还需要增强各个社会群体间的联系度，增强社会本身协调和化解各类矛盾的能力，同时促使客观存在的社会矛盾转化为社会发展的正面动力。从商会到市民公社这样一些社会中间组织，作为社会秩序自我调节、社会能量自我集聚的现代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可恰当地发挥调节不同阶层、不同类型、不同社会群体利益关系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能引导社会精英集团和各阶层民众，加强对于社会事务的民主参与和社会合作，有效地聚合、发挥社会能量，推动社会发展前行。当然，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政治条件，需要有公正而有效率的社会——政治体系，以及能够把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新的社会力量成功地吸收到这个体系中去的社会良性整合机制。而这在近代中国恰恰是最为薄弱的。不过无论如何，苏州市民公社这一社会组织与实践，乃是中国传统社会的老树上萌发的一簇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叶。

晚清以来江南“女弹词”职业生涯的变迁

晚清以来，女弹词受到江南社会变迁的影响，身份由高级妓女——“书寓”转变为职业女性，满足了不同阶层、不同性别受众的消费需求。从她们的职业生涯的整体来看，“拜师学艺”是书寓女弹词和职业女弹词走上书台的前提，预示着职业生涯的开始。而后，书寓女弹词依托上海租界的有利环境，在书寓、女书场中奏艺；而职业女弹词则流转江南各地的书码头，借助书场、广播电台等形式进行演出。不过，从事弹词演出，虽然赋予江南女性一种新的身份，但“女弹词”这种社会标识并非终身的。她们一旦嫁为人妻，身为人母，承担起女性的传统性别角色，即预示着职业生涯的结束。周巍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上撰文《晚清以来“女弹词”职业生涯的呈现及其意义》，借助“社会性别”的视角，重构晚清以来女弹词职业生涯的时代意义，进而凸显女弹词性别角色的变化以及江南社会的变迁。提出，晚清以来，随着江南社会的变迁和性别关系的松动，江南女性获得了一种新的社会身份——女弹词，其间经历了书寓女弹词、职业女弹词的前后更迭，身份也经历了由高级妓女向职业女性的身份转变。书寓女弹词与职业女弹词职业生涯的结束以回归家庭为标志，既受到男性听客消费心理的制约，也反映了时人对女性性别角色期待的延续性。这种延续性的出现说明，即使到了男女平权、女性解放运动蓬勃兴起的民国年间，传统的性别制度依然没有太多改变，社会依然以男性为中心。只不过，女弹词性别角色在转变过程中，江南社会的性别观念适时发生着改变，给她们的“职业生涯”留有相当弹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