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2期目录 生态价值观与制度中立——兼论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 卢 风 西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生态文明理念 方世南 乡镇政府的角色冲突：分析框架与表征诊断 何精华 中亚软权力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朱新光，苏萍 素质教育的回溯、成就与思考 燕国材 论中小学人文社会学科课程的分科与综合 李稚勇 对莫尔乌托邦政治理念的新认识 周春生 “Nation”（民族）概念辨析 叶江 金圣叹佚文新考 陆 林 “一”和“该”在当代新闻语篇中的指称功用与照应方式 张谊生 “除”类介词及“除”类介词框架的产生和发展 陈昌来，朱 峰 王国维“自沉”原因新论 邵盈午 关于《宋史·礼志》记载南郊的几个问题 汤勤福，王志跃 明清时期三峡地区环境变动下的驿传变迁与改革 尹玲玲 古罗马教仆与贵族教育 姬庆红 生态价值观与制度中立 卢风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上撰文，指出：生态学和生态价值观应成为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生态学本是一种科学，生态价值观是生态学的一部分。所以，可以说生态学就是生态文明之制度建设的科学依据。它不源自任何宗教，故有一定的中立性。当然，这里的中立仅指相对于所有宗教和哲学的大致中立，而不是什么价值中立。制度一方面须尽可能中立于各种宗教，另一方面须获得社会各阶层、各族群（持不同信仰）的忠诚。在现代社会，各种真正追求精神超越的宗教和哲学都向经济主义妥协了，甚至沦为经济主义的工具了。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必须改变这种状况。生态学和生态价值观之成为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正好能满足这样的需要。一方面，它不源自任何宗教，故可认为是中立于各种宗教的，另一方面它用科学的方式证明，集体力量越来越大的现代人必须克制物欲的膨胀，才能与地球生态系统和谐共生，于是它坚决支持真正的精神超越。于是，在生态学和生态价值观指导下制定的制度就既有中立性，又能得到真正重视精神超越的各种宗教徒的忠诚。 生态文明必须限制市场的作用，控制“资本逻辑”的有效性范围。首先，制度的形成不受“资本逻辑”的约束，便是对“资本逻辑”之作用范围的最重要的限制。其次，扩大生活世界的非商业性领域也是对“资本逻辑”的限制，“资本逻辑”在非商业性生活领域中是无效的。生态文明的制度将鼓励各种非商业性组织和活动的发展，如各种环保组织、学术团体、艺术团体的发展。最后，生态文明的法律必须为企业规定明确的环保责任，污染环境的企业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只有按照生态学和生态价值观制定的制度才可能是生态文明的制度，即生态学和生态价值观应该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 后现代主义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 方世南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上发表《西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生态文明理念》，文章指出：西方现代思想的主要原则是直接的因果关系原则，是一种用简单的直接因果关系模式解决问题的机械还原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一样，都坚持复杂的因果关系的有机体哲学，主张一种自然与人类社会有机联系和有机统一的哲学。在有机体哲学本体论看来，生态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具体事物是一种连续不断的改变的基质，不存在着恒久不变的实体，相反却存在着持续变化的关系。在生物进化和社会交往中产生的秩序的复杂形式不能被归结为简单的物理力。我们称为生命的、具有自我调节性的生物体系产生于有机分子，但是其产生的过程难以在它出现之前就被预测。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表现形式在于，庞大而复杂的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社会由一个又一个小型的人类团体组成，并发展成不是通过机械力建立起来的形式。生物秩序和社会秩序都来源于由可能性所提供的新模型的吸引力量和劝说的能力，而不是来自物理限制的强迫力量。随着塑造行为举止的新环境出现，因果关系的间接过程就是进化出如何创造新的生物有机体的过程，是社会如何创造出解决集体问题的制度的过程。 乡镇政府应从“谋利型政府”转型为“惠农型政府” 何精华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上撰文指出：乡镇政府作为行为主体的角色行为与其自身所提出的期望与要求之间会产生角色冲突。从权责非对称性配置的视角看，乡镇政府存在着宪法确认的属地一级政权机构与事实上的条块分割、多头负责、责任大于权力的角色冲突；从财权与事权非对称性配置的视角看，乡镇政府的行为特征表现为财权与事权的严重冲突；从制度约束与财政激励的非对称性视角看，分税制使得乡镇政府在正向激励效应与负向激励效应的选择中出现角色冲突；从组织绩效与公众期待的非对称性视角看，乡镇政府的行为特征表现为公众期待的公共绩效正效应与乡镇政府运作绩效的负增长的冲突。乡镇政府的角色冲突源于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就财权而言，上级政府一般都能顺利将下一级财政收入包干基数提得较高，而将支出包干基数压得较低，以此减轻本级政府的财政压力；就事权而言，上级政府直接承担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较少，而下级政府直接承担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较多。财权与事权的冲突必然加深乡镇政府职能异化问题的产生。面对日益增加的财政压力，乡镇政府可以选择的调适手段，无外乎“开源”与“节流”两种对策。从理论上讲，“开源”对策有二，其一，对上要求上级政府减少本辖区的财政上缴额度从而增加乡镇政府的财政收入；其二，对下增加本辖区民众的缴纳税赋，达到增加乡镇政府财政收入的目的。然而，事实上，在我国整体财源匮乏的情况下，基于集权化、自上而下的财政管理体制，乡镇政府无法从传统的税收中增加收入；同时，在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政府无法直接面向作为服务对象的民众收取任何费用。因此，乡镇政府的缓和策略，主要是“节流”。“节流”意味着减少支出，即重新界定支出方向，限制支出规模，调整支出结构的优先次序。乡镇政府往往主要是限制公共支出需求，减少公共支出数额，以维持自身的生存与运转，这就使乡镇政府的组织角色异化为“非公共服务”性质的行为主体，即“谋利型政府经营者”。要协调与化解乡镇政府的角色冲突，发挥乡镇政府在农村治理结构中的应有作用，使之成为国家——农民关系的“协调者”和“粘合剂”，有必要改革乡镇行政体制，理顺乡镇政府的事权关系，强化乡镇政府的服务职能，建立乡镇公共财政体制，创新乡镇公共服务供给机制。这要求：着眼于乡镇政府公共职能的回归，厘清乡镇行政体制转型的思路；着眼于政府的角色冲突，理顺乡镇政府的事权关系；着眼于“惠农”的薄弱环节，强化乡镇政府的服务职能；着眼于“惠农”所需的物质基础，建立乡镇公共财政体制；着眼于农民的公共需求，创新乡镇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准确定位乡镇政府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使中央自上而下的行政体制与地方基层社会治理结构实现有效的对接，努力把乡镇转型为有活力、有权威、有效能的“惠农型政府”。 素质教育的回溯、成就与思考 燕国材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撰文认为：古今中外的教育，实际上都是素质教育，都是为了培养人们具有为时代与祖国所需要的素质，只不过是没有明确提出而已。素质教育是传统教育的继承与发展，但又具有很多的创新因素。对素质教育与全面发展教育的关系也应当如此看待。我国的素质教育经历了酝酿萌芽、初步实施与全面推进等三个发展阶段，今后应当自觉地转入内涵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即要不断地提高教育质量，提升受教育者的素质水平。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形成了五条教育理论，即：教育独立论，教育人本论，学生主体论，心理内化论，以及发挥智力与非智力因素积极性的IN结合论。同时，也已创造了八大教育模式，即：主体教育模式，愉快教育模式，情境教育模式，和谐教育模式，人格教育模式，创造教育模式，健康教育模式，成功教育模式。这表明，中国的教育工作者蕴藏有巨大的创造力。今后应当群策群力，继续丰富这些已有的理论与模式，或创造出更为出色的东西，并用自己的有关理论来指导我国的素质教育。可以而且应当运用内涵发展与外观发展匹配、内部动力与全面协调结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统一、独立自主与借鉴外国并重的四种辩证手段，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素质教育，并且在运用过程中加以修正、补充、丰富和完善。 {enter newline}论中小学人文社会学科课程的分科与综合 李稚勇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撰文，从中美英法四国的实践看历史课与社会科之改革。近代教育兴起以来，分科课程如历史课很长的时期内在各国学校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二战”结束后，科技发展迅速，国际竞争加剧，自然科学课程受到重视，历史课出现“危机”。对此，美、英、法、中国都进行了历史课程改革，摆脱“危机”，历史课重新占据应有的地位。自人文社会学科综合课程社会科开设时起，关于社会科课程目的、结构、性质诸重大问题就存有争议，核心问题，就是分科与综合之争。这样的争辩与讨论，给社会科注入动力与活力，社会科课程得到蓬勃发展。当今人文社会学科课程呈现出显著的多样化发展趋势，在这发展趋势中，学科整合得到了加强，历史的教育价值得到了世人的普遍认可，历史单独设课也是有其意义的。但是历史课必须做好转变其教育功能这篇文章。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无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是单一性的、还是综合性的，事实上都离不开时间的范畴，离不开历史学范畴。因此以历史为核心，以历史为纽带进行社会科课程的整合，也就顺理成章了。无论是历史课、地理课，还是历史与社会课，最终任务，都是要达到国家所规定的义务教育的统一目标，只不过是选择分科课程体系、还是综合课程体系。我们应抛弃学科（历史课或历史与社会课）本位主义，从实际情况出发，从学生的发展需要出发，在课程多样化的趋势中协调分科课程与综合课程两者的关系，通过与相关学科知识的整合，促进课程综合。也就是说，无论是综合课程历史与社会，还是分科课程历史呈现给学生的课程体系，都是整合化的。从这一意义上，综合课程与课程综合在课程整合化的道路上，走的是殊途同归之路。并且，历史与社会课是以历史为核心进行整合的，因此历史与社会课和历史课，在本质上更具同质性。在课程多样化的趋势中，积极推进历史课和“历史与社会”课程改革，不存在谁吃掉谁的问题。而真正构建起适合学生的学习体系、促进学生的发展，这才是关键所在，需要我们作出更大努力。 王国维“自沉”原因新论 邵盈午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上撰文探究王国维何以“自沉”，文章指出：一个王国维，几乎可视为我国从古代向近代转型的“符号”性人物。过去论者们大都采取“宽题窄作”之法，即从某一角度出发，对王氏的“自沉”予以探究，以致形成所谓“悲观说”、“殉清说”、“罗王交恶说”、“为文化殉节说”等。这种种“误读”所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是：那些并非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这样的黑格尔所谓“一网打尽”的丰富性与差异性，往往被“历史权力话语”或“现代化叙事”所遮蔽。而我们的工作正是要试图重现这些被理念、逻辑与“常识”所无端切掉的“活生生的个体”；这类个体，在内在强度的意义上往往是尖锐的，具有颠覆公认的历史权力话语的聚变能量。王国维的个案充分证明：作为“近代美学之父”，在他身上凝聚了整个中国文化的超越精神，故尔其“自沉”便具有了超常的哲学意味。死，对于王氏来说，并不意味着所谓的“殉葬”、“殉道”，而是生发为一种文化信仰、人格完成的象征；正是“死”，使王氏的自由意志和生命美学焕发出不灭的光彩。欲辩明此意，我们必须对王氏所醉心的“天才说”与“游戏说”予以特殊的关注。所谓天才，质言之，是具有把各种知识最终升华为生命的审美观照的大智者，以往论者们大都着眼于王氏将康德与叔本华的这种“天才观”引入中国诗学的理论意义，却无视这种“天才观”对王氏内在心性的巨大影响，无视一个以人性自由和完善为主旨的人本主义悲壮的理想追求。至于“游戏说”，它关乎童心，意味着心灵之花的粲然开放，是对文化的穿透与超越。其本真的意义就在于纯粹的审美；不惟对世间万物，即使是对一己的生命，亦持此一纯粹“审美”的态度。因此，王氏的自沉并非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凄凄惨惨，戚戚切切，而是充满了常人绝难体味的恬愉与解脱。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国维的自沉，并不意味着生命的泯灭；不是被历史所抛弃，而是以自沉的形式使生命重新获得审美的再生，是对那个“只恐尘扬沧海遍”的现实世界的毅然抛弃；他就是要用一己的生命去点燃美学的圣洁火焰。 以“Nation”翻译“中华民族”一词的必要性 叶江在《“Nation”（民族）概念辨析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随着台湾海峡两岸局势的变化，中华民族认同成为各方瞩目的议题。然而，迄今为止在我国学术界对中华民族中的“民族”定义问题依然没有一致的看法，因此很有必要就此展开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作者通过探讨和辨析“Nation”概念的含义，指出：“中华民族”一词已经广为国人所接受，汉语“中华民族”中的“民族”一词指的是西语的“Nation”和俄语的“нация”，也就是具有明显政治特性的人们共同体。这也就是说，目前我们实际上已经将“民族”视为可以为单一的也可以为复合的被西人称为“Ethnic Group”的人们群体所构成，即“中华民族”是“Chinese Nation”而不是“Chinese Ethnic Group”。因此，当我们在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时候，我们是在推进我们“Nation”的复兴，而绝对不是某一个“Ethnic Group”的复兴。同理，当我们今天在不断强调发扬光大我们的“民族精神”的时候，我们指的当然是我们“Nation”的精神而绝非某个“Ethnic Group”的精神。由此观之，如果坚持用汉语“民族”一词来翻译“Ethnic Group”，不仅会造成误解，即有可能将具有明显政治性、国家性且拥有公共文化和共同经济的人类共同体“Nation”误解为不具备公共文化，缺乏政治诉求，很少有共同经济，但却拥有共同文化遗产的人类共同体——“Ethnic Group”,而且还有可能造成政治上的误导，即将整体的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视为某个“Ethnic Group”的复兴及其精神，这显然对我们目前建设和谐社会十分不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中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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