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目录 {enter newline}【政治学研究】 {enter newline}公民概念与公民身份理论 {enter newline}——兼及中国公民身份问题的思考 商红日 {enter newline}医疗保障制度中的政府责任 田 军 {enter newline}【伦理学研究】 {enter newline}道德生活中的共同信念 陈泽环 {enter newline}美国行政伦理的基本价值理念及其规范制度建设 王正平 {enter newline}【经济学研究】 {enter newline}上海商贸业改革开放30年及其展望 李薇辉 {enter newline}中国本土家电制造企业并购过程中的组织成本问题 茆训诚 {enter newline}【传播学研究】 {enter newline}现阶段中国网民典型特征研究 彭 兰 {enter newline}【文学理论研究】 {enter newline}文体形式及其当代变体刍议 赵宪章 {enter newline}空间问题的凸显与空间叙事学的兴起 龙迪勇 {enter newline}【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特约栏目主持人：孙逊 {enter newline}《唐僧取经图册》探考 曹炳建，黄霖 {enter newline}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秦 川 {enter newline}【中国史研究】 {enter newline}作为民间慈善组织的近代居士佛教——以民国上海佛教居士林为例 唐忠毛 {enter newline}刘知几《史通》的笔记小说观念 王燕华，俞钢 {enter newline}【跨学科研究】 {enter newline}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地缘关系分析 何 跃 {enter newline}谈《克拉底鲁篇》(Κρατσλζ)的语言自然论与约定论 李志强 {enter newline}【影视研究】 {enter newline}演员的魅力展现与气质塑造 康爱石 {enter newline}魔镜：小说《洛丽塔》的电影之旅 陈 惠 {enter newline}{enter newline} {enter newline}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推荐稿件 {enter newline}“世界眼光，中国特色”，构建中国行政伦理规范体系 {enter newline}王正平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上撰文，指出：有5种重要的价值理念影响着美国公共政策的制定，并成为美国公共管理者的基本价值理念，它们分别是以诚实和正义为核心的个人价值理念、以专业和敬业为重点的职业价值理念、以效率和规则为准绳的组织价值理念、以依法和守法为基础的合法价值理念、以为公共利益服务为目标的公共利益价值理念，这些基本价值理念在美国行政伦理实践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它们集中反映在美国行政职业伦理规范的制定、完善和实践过程中。在美国，政府官员、参众两院议员及其工作人员的道德行为规范是行政伦理建设的重点。美国先后制定和完善了《美国政府部门伦理准则》、《政府官员和雇员伦理行为准则》、《政府行为伦理法案》、《众议院官员行为准则》、《参议院公务行为规范》、《美国政府伦理改革法案》、《政府官员及其雇员的行政伦理行为准则》、《美国行政官员伦理指导标准》等，并将其道德要求在一定意义上法律化，成立了相应的管理与监督机构，把“道德自律”与“道德他律”结合起来，推动了美国行政伦理的具体实践。文章认为，美国所倡导和实践的行政伦理具有明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的制约性。从根本上说，它是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服务的，决不可以照抄照搬。但与此同时，又应当看到，美国行政伦理作为一种职业道德形式，又或多或少地反映着全人类在道德方面的文明进步，包含着一些道德共同性的因素，加强我国的行政伦理建设，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伦理规范体系，需要这些共同性的道德文明的支持。具体来说，这些参考与借鉴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应当高度重视在公共行政管理领域的伦理立法和伦理规范建设，加强对公务员职能行为的“外部道德控制”。二是应当重视政府官员和国家公务员的行政职业伦理教育和行政职业伦理意识的培养，加强对公务员职能行为的“内部道德控制”。三是设立官方与民间的行政伦理专门管理、研究与监督机构，保证和促进行政伦理规范的贯彻落实。四是行政伦理规范的制定应当重视把握“道德分寸”，维护政府官员和公务员的正当权益，充分调动政府官员和广大民众的“两个积极性”。 {enter newline}{enter newline} 对《唐僧取经图册》的新探考 {enter newline}曹炳建、黄 霖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上撰文，对《唐僧取经图册》的新探考。1992年，东京大学教授田仲一成、户田祯佑首先撰文介绍了《唐僧取经图册》。其中有《西游记》研究名家矶部彰所撰的《元代〈唐僧取经图册〉研究要旨》与中国美术史研究专家板仓圣哲所撰的《传王振鹏〈唐僧取经图册〉在元代画史中的位置》等论文，对《图册》进行了更为系统的研究。这本图册对于研究宋元文化史、特别是《西游记》的成书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到目前为止，尚未见有国内学者对此图册进行研究，甚至多数《西游记》研究者还不知有此图册。故作者在矶部彰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再作探讨。作者认为：《图册》的发现，对研究宋元文化有着多方面的意义，首当其冲的，是它为研究《西游记》成书过程，提供了新材料和新思路。《图册》至少为我们探索《西游记》的成书过程提供了这样方面的证据：一、《西游记》的成书，是有一个由不同的取经故事相互交流、融合的过程。二、《西游记》的成书，是一个由宣扬佛教到仅仅以佛教作为结构故事、表达思想之手段的过程。三、《西游记》的成书，是一个唐僧形象逐步地士大夫化和孙悟空渐次在故事中占据主角地位的过程。成书于元代中期的《图册》的取经故事尽管是一个独立系统，但它与其他系统的取经故事是在平行的发展，最后形成《西游记》是各路取经故事相互交融的结果。《图册》的价值还不仅限于此，它所表现出来的浓郁的佛教色彩，对研究宋元时代佛教的发展，研究宋元之际佛教禅宗和藏传密宗的交替互动，乃至于佛教绘画造型、佛教借助玄奘取经故事向社会的渗透等，无疑都有所补益。作为中国美术史上难得的珍本，对于研究宋元时期中国绘画内容及风格之演变，亦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enter newline}{enter newline} 中国网民政治上的激进性 {enter newline}彭兰在《现阶段中国网民典型特征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中讨论中国网民在政治上的激进，指出网民的这类激进一方面表现为他们政治参与的积极程度，另一方面表现为他们在政治态度上的激进。结果是网民在网络上出现了政治派别的分化，尽管对派别分类的表述不一，如有人称之为“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也有人称为“新左派”与“新右派”等等，但是，不管如何称呼，它们都反映了网民在政治立场上出现分化的事实。而这种分化，是中国社会思想分化的体现。在中美关系的网络讨论中，这种分化显得更为明显。有时不同立场的网民又被分别称“反美派”与“亲美派”等。无论这些名称是否准确，它们反映了不同思想与价值观的交锋。“未来两种思潮间不会风平浪静，这是一场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的论战。”两种思潮将长期并存于网络除了中美关系问题，在中日关系问题上也存在着“抗日方”与“友日方”两大阵营，两者基本上对应着“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思潮。 {enter newline}在网民的政治表现中，有一个现象特别引人注目，那就是“网络民族主义”。“网络民族主义”的崛起是2003年出现的一个重要政治现象。在这一年里，中国“网络民族主义”除了继续在论坛上发表尖锐的、痛快的议论外，还走出聊天室，投入到具体的政治活动中。尽管有不同的思潮趋向，但从总体上看，网络中民族主义的声势更为强大，他们的言行也表现得更为激进。在很大程度上，民族主义与网络“愤青”现象是联系起来的。网络“愤青”身上集中了前面提到的很多特点，如行为上的暴力性、思维上的质疑性等，而政治上的偏激也是其一个重要的特征。而他们更多的是表现出民族主义倾向。 {enter newline}中国网民政治上的激进性还表现为一种“泛政治化”现象，那就是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在网络中都有可能演变成政治问题。例如“宝马撞人”事件就是将一起交通事故变成一个涉及政府官员的事件。华南虎事件也是如此，整个事件的意义已从最初的判断照片真伪发展到对整体政府公信力的质疑。“很多不起眼的‘小事’经过互联网的聚合、催化和放大成为了‘大事件’，并且总是和政府联系在一起。”这种“泛政治化”现象，与中国人重政治的传统有关，与政府信息不能充分公开有关，也与人们在网络空间之外缺少公共性的政治讨论渠道有关。“泛政治化”现象，在某些时候可以促进人们对事物的深层思考，但在某些时候，也会促成一些事件影响不必要的放大。 {enter newline}{enter newline} 整个文学变体进入了网络时代 {enter newline}赵宪章在《文体形式及其当代变体刍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中指出：文学的物质“载体”应当是考察文学变体的重要参照，以前的文体研究从未注意到它的这一属性。 “超文本文学”即新兴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电子载体文本。“超文本”的物质载体不过是一些“电子数据”，必须通过技术转换才可能被受众所直观和阅读。恰恰是这种“技术转换”，使文本的“动态”成为可能，于是导致文学体性的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它的“超文性”，其中，动态的、立体的、即时的交互作用是超文本文学重要特点，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互动模式。尽管文本文学同样时有某种超文性，但其程度和性质大不相同。问题还不仅仅在于网络文学本身，而在于包括网络文学在内的整个网络文化对于文体观念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全新的“网络语境”为文学变体营造了无限的空间。于是，整个文学变体进入了网络时代；也就是说，即使这一时代的非网络文学，同样会受到网络文体观念的重大影响，主要表现为： {enter newline}（1）受网络语言的影响，民间化和狂欢化正在改变着当代文学叙事。（2）互联网作为一个庞大的超文本，不仅派生出超文本的网络文学，而且催生了超文本的文体观，从而对整个当代文学产生了广泛影响。（3）网络媒体的出现使互文现象普遍化和常态化。不仅表现在语言文本之间，也表现为不同文类之间，特别是语言和图像之间的互文，即文学被转化成图像艺术的潮流似乎已势不可挡，究竟预示着文学的穷途末路还是她的涅槃新生？值得思考。（4）网络媒体的出现还使许多传统文体几近消失，或者彻底改变了它的本义。特别是私人日记和民间书信，作为两种最有代表性的民间文体，也是文学史上重要的文体类型，在当今的网络语境中已被彻底改变。（5）网络文体的平等、多元、自由和对话的理念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下的文学创作，理性、正义、德性等文学的崇高风格正在退隐；与此相应，无厘头叙事和戏仿经典则大为盛行，轻松的“一笑了之”成了此类作品的总体风格，在突显娱乐性的同时也导致教化功能的弱化或消解。 {enter newline}{enter newline} 《史通》对中唐以后笔记小说的影响 {enter newline}王燕华、俞钢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第6期撰《 刘知几〈史通〉的笔记小说观念》一文，提出，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全面客观地阐述了笔记小说观念，提出了“偏记小说”的概念，揭示了笔记小说可与正史参行的“自成一家”的真实地位，明显提升了笔记小说的史学价值；《史通》中有关“偏记小说”的分类和列举，清晰可见刘知几的笔记小说分类观念较之于《隋书·经籍志》有了进步，为史家重新认识笔记小说的学术地位，审视笔记小说的社会功能，利用笔记小说丰富正统史学，乃至效仿撰作笔记小说，提供了理论依据；刘知几以史眼判断笔记小说的价值，强调笔记小说惩恶劝善、可供教化的社会功用，表达了正统史学对笔记小说价值认同的程度，进而为笔记小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总之，刘知几《史通》的笔记小说观念，对中唐以后笔记小说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nter newline}{enter newline} 中南半岛是中国西南建立国际大通道的重要支点 {enter newline}在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和平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地缘关系。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与周边地缘安全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种地缘安全环境就是相邻国家的地缘关系。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的地缘关系主要包括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关系。地缘政治关系是指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接壤或邻接性而产生的政治关系，这种关系或者是结盟、或者是对立乃至战争。地缘经济关系是指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间由于地域上的邻接性而产生的经济关系，这种关系或者是合作、或者是对立乃至经济封锁。地缘文化关系是指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间跨界民族、语言、宗教信仰、生活习惯、文化传统等相同或相异、相容或相斥。中国西南边疆与中南半岛的地缘经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关系。但是，地缘经济上的合作又可促进双边和多边政治上的合作，反之，导致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冲突；地缘文化关系不容易受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关系的影响，但地缘文化的相同、相容，或者相异、相斥，可以促进双边和多边政治经济的合作，或者导致政治上的对立，甚至军事上的冲突。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着重研究基于地域原因（相邻、相望、相隔）所引发的国与国间的利益关系，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国家集团与国家集团、国家与国家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何跃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第6期撰《 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地缘关系分析》一文，着重从地缘政治关系、地缘经济关系、地缘文化关系三个方面分析中国西南地区与中南半岛国家的人地关系，即地缘关系。指出，中南半岛是中国西南建立国际大通道的重要支点，是建立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和泛北部湾合作的重要地缘板块，是中国打通通往波斯湾最短石油运输线的战略要地。深入了解中南半岛地缘关系发展，研究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和泛北部湾合作中存在的地缘利弊关系，对稳步推进两个次区域的合作与发展意义重大。 {enter newline}{enter newline} 苏格拉底“自然—约定”论 {enter newline}语言“自然论”和“约定论”之争是语言学界长久以来讨论的问题之一。李志强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第6期撰《谈〈克拉底鲁篇〉(Κρατσλζ)的语言自然论与约定论》一文指出，随着对研究视野的扩展，语言不再被看作简单、封闭的系统，因其生成过程还带有很多文化、自然因素的特征。语言约定论值得重新思考。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就语言自然论和约定论有深刻探讨。对话中的苏格拉底折衷了论辩者约定论和自然论的观点。他认为语言通过“自然—约定”生成，并应基于理性基础之上。苏格拉底“自然—约定”论是从神话思维向理性思维过渡时期的产物，他对语言自然论和约定论的折衷对今天的语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带着语言“自然—约定”的观点去研究语言，才会认识到语言生命力的根源，有助于把研究视角深入到语言根植的自然系统中去。 {enter newline}{enter new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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