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重点文章推荐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推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内在于与中国国情的契合性

胡建，何云峰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获得了它的中国形态和中国内容，同时也标示着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实践，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社会面貌和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中国化”，其必然性内在于人类文化价值演进的辩证法之中。近代中国迎接全球化挑战而实现现代化的合规律运动是不可遏止的，通过先进知识分子的努力，发现中国接纳“启蒙理性”以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走不通，他们只能选择另一条全球化的普遍理性，即社会主义，以寻求救国救民的良策，由此导致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内在于与中国国情的契合性。在“救国”角度上，马克思主义肯定民族解放运动为实现自身的重要手段，契合了中国人的现代化心路；在“救人”角度上，近代中国“人民的生存”是比“争个性自由以图发展”更为根本的问题，这促使中国急速转向“争人类互助以求共生”的社会主义。文章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文化发展的逻辑演进的必然性共同呼唤的结果，而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解决民族与人民生存问题的利器，还有效地解决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难题。文章指出，中国革命史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展示出这样的真理：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是其民族化产物的主要理论之“源”，而那些发展了的、民族化了的、时代化了的衍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原生形态马克思主义之“流”，两者共同汇成马克思主义的“不废江河”，不断实现着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自我改造与自我超越。

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观点创新不足

    叶继元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撰文讨论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观点创新之对策，文章引述对此的批评：“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平庸、伪劣之作过多，很多学术论著没有独特的观点，没有深思熟虑的、严谨翔实的论证，有的只是简单的翻译和转述，或对经典著作的简单解释，或简单重复他人已说过的观点。”从图书、论文被引情况看，在众多的成果中确实包含了大量没有学术观点创新的低劣或伪劣之作。近年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中学术观点创新不足的主要原因，归纳起来有两大方面，一是外部原因，即学术研究的大环境；另一是内部原因，即研究者自身的素质。对此，文章提出以下对策：1.立即建立与完善以学术观点创新和鼓励高质量研究成果为重点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指标体系框架；2.继续解放思想要有制度保障；3.建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查新制度和完善检索体系；4.加强学术规范和学术基础训练；5.营造激发新观点的氛围。

上海、纽约都市文化的同题比较

杨剑龙和苏智良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上，就上海、纽约都市文化进行同题比较。

杨剑龙指出：上海、纽约都是国际化大都市，白玉兰、大苹果分别成为两个都市的象征物。上海、纽约都是移民城市、经济中心城市、文化中心城市，有着类似的文化特性：开放性、包容性、竞争性、创新性。20世纪下半叶上海发展的停滞、纽约发展的飞速，形成了这两个都市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的距离，也形成了文化的落差。从纽约中央公园与上海人民公园的比较中，见出都市文化空间建设的不同；从都市节庆文化的比较，发现两个都市文化之异；从文化体制、文化管理的比较，见出两个都市的差距。在都市文化比较中取长补短，可以推进上海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苏智良指出：上海和纽约均以港兴市，是所在国家的首位城市和具有世界主义导向的大都市。然而两者的差异也十分显著，纽约是一座全球城市，而目前的上海仍只是区域性国际都市。与纽约相似，上海也正在经历由制造业为核心的港口城市，向以现代服务业为主要驱动力的创意之城的转化。纽约与上海一样，面临拥堵、污染、教育之忧、医疗费用增长等类似的问题。纽约的最大竞争优势在于不同的意见都能得到尊重，即所谓宽容和多元化的社会，从而有利于创造力的迸发。作为后起之秀的上海，正以其摩天大楼、蓬勃的金融市场、迅速国际化以及越来越快的速度追赶纽约等全球城市。需要指出的是，城市的真正发展之路在于城市复兴，必须将城市的生产率置于思考的核心，保持和延续城市的历史和文脉。全球城市的竞争不是零和游戏，在中国大国崛起背景下的上海，可与纽约一道互相学习，从而构建一场可以共赢的竞赛。

榜例是明代重要的法律形式

杨一凡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榜例”于洪武年间已被作为法律形式的称谓。洪武朝的榜例，就内容讲，涉及到吏、户、礼、兵、刑、工各个方面。其功能除其本身具有向民众宣传法律、推行教化的作用外，在完善国家法制和社会治理中还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有不少属于重刑性质，在洪武朝的法律体系中榜例属于“权宜之法”。明永乐年间颁布的榜文，较之洪武朝而言，榜文减少，榜例增加，并且除个别者外，基本上属于“中制”，重刑性质减弱，实施的时间也相对较长，但受洪武朝“刑用重典”的影响较大。与洪武、永乐两朝比较，宣德朝榜例被确认为朝廷立法的重要形式，数量远远超过条例、则例等其他形式的法律，其立法数量之多，为前朝所不及。刑事榜例摆脱了洪武、永乐“刑用重典”的影响，立法更加崇尚“中制”，宣德榜例大多为后代所沿用。嘉靖朝所制榜例中，刑例所占的比重大大下降，而有关经济、军政管理和整顿社会风气方面的榜例有所增加。文章认为，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既与当时急需解决的社会时弊有关，也反映了《问刑条例》颁行后刑事条例已比较完善，客观上不需要制定更多的刑事例的这一现实。弘治朝以后，随着《问刑条例》和《大明会典》的颁布，法制已较为完善和稳定，用榜文补充成法的实际需要有所减少，实际上发布的榜例在数量上虽然较多，但弘治以后各朝更加注重条例的编纂，《明实录》以记载重要的典章制度为主，较之条例的编纂而言，榜例作为“权宜之法”的地位较前期下降。

秦“徒隶”是终身的罪犯奴隶、官奴隶

曹旅宁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称刑徒为徒，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徒隶”一词，又往往“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并举，其实刑徒与“徒隶”之间是相通、相同的。当时奴隶买卖的对象包括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等，奴隶制下，罪犯为奴隶、奴隶为买卖对象是很自然的现象，这确切反映了刑徒的罪犯奴隶属性。徒隶既是刑徒，也是终身服劳役的官奴隶。这也说明国家按主人的请求处罚及买回隶臣、妾是有法条依据的。刑徒最早时被当作官奴婢的一种，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大，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区别的。随着公权力的强大，刑徒与官奴隶的差别才逐渐显著起来，最早是重刑犯，然后是轻刑犯。刑徒有私人财产及一定的消费能力。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隶臣妾是刑徒的一种，但实际上又是官奴婢。文章认为，徒隶事实上是指城旦舂、隶臣妾、鬼薪白粲，又能被政府所买卖，具有罪犯奴隶和官奴隶的双重身份，其刑期是终身的。

关注民生疾苦与何绍基诗歌的人文精神

曹旭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以《论近代诗人何绍基》为题，重点分析了何绍基关注民生疾苦的“灾害诗”。指出：长期以来，何绍基被误解为以题画、考证、学问为诗的形式主义诗人。事实上，何绍基主要倡导的是性灵和师法自然，重视社会生活对诗歌创作的决定作用。他把宋人“题画诗”拓展出一个新空间，将图画中的“虚拟山水”与自然界中的“真实山水”接通，具有立此存照和图片新闻的意义，以绘取景、以画纪事、以画存史，体现了一种很重要的近代意识。何绍基不仅以他的诗歌理论指导“宋诗运动”的发展；创作上也诗兼众长，风格独特，有近代味。关注民生疾苦的诗，是何绍基诗歌中最具人文精神的部分。诗人的良心使他目睹现实惨状并以诗歌呼号。自命新题，自创新意，即事名篇的乐府诗，使何绍基站在杜甫—元结—张籍—白居易—皮日休等人的延长线上，成了“三吏三别”、“新乐府”、“秦中吟”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人。何绍基最有价值的好诗，是直接关注民生，描写老百姓受灾的诗歌。他写过旱灾、霜灾、雪灾，水灾写得尤为惊心动魄，黄河水灾诗是何绍基诗作中的最感人部分。在这些诗里，作者投入了全部的感情和生命的倾注，语言凝练，虑事周详，并涉及到好几个近代的社会问题，如“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水土保持”等等。在中国文学史反映民间疾苦的诗篇中，何绍基是“水灾诗”写得最多、最好的，成为近代的“新乐府”和诗歌史上耀眼的篇章，对近代史的记载，也是一种很好补充。每当灾害出现的时候，何绍基总是身临现场的报道者、描述者和同情者，他用诗歌描写真实的灾情，分析灾害的原因，用真实的力量号召和凝聚人心，连接灾民和政府间的对话通道。他的 “灾害诗”在认识和审美上具有足资借鉴的意义。

秘密社会与民主革命存在着互动

邵雍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的《论近代秘密社会与民主革命的关系》中指出，历史上帮会和会道门同处在同一时代背景中、有着基本相同的群众基础；它们的活动方式有交叉叠合之处；在组织和权力结构上，两者都受到传统宗法等级制度的影响；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两者也出现过互相融合、互相渗透的趋势。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来看，将帮会和会道门这秘密社会的两大系统综合起来，通盘考虑，可能使原本比较模糊的历史搞得清晰一些。同时,从社会结构运行的整体性来看，秘密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大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是大社会控制体系和防范机制有效与否的晴雨表。乱盛治衰是秘密社会的发展规律。大社会控制体系有效运行时，秘密社会一般处于潜行默运状态。大社会防范机制失灵时，秘密社会就会重新崛起，呼风唤雨，大显神通。因此应该更多地考虑整个大社会与秘密社会的关系，从而展示近代整个大社会在各方面的重大变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在越来越趋向多元的社会里，社会控制也越来越具有多重性的特点。对会道门必须坚持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要用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逐步改变人们特别是农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排除形而上学、神灵鬼怪对人的精神控制。在这方面仍要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工作，任何灭此朝食的空想都是不切实际的和有害的。另一方面，如果个人自由没有与社会平等真正结合起来，如果一些人感到自己的生活远未达到满意和充实的程度，那就可能产生破坏社会的越轨行为。因此，只要注意遏制贫富悬殊现象、适度解决流动人口与弱势群体的就业、再就业问题，少量新生的帮会就会失去生存的土壤，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就更有保证。

辛亥时期革命党人并不具备与袁兵戎相见的条件

夏斯云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的《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拥袁反清策略新论》中指出，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实施拥袁反清策略是各种因素交相作用的结果。我们不能一味地从资产阶级软弱性中去寻找原因和解释，如果那样，就会把纷繁复杂的历史简单化。因此，也就难以正确地评价这一策略。在当时条件下，采取拥袁反清策略似乎是革命党人的唯一选择，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除了革命党人方面存在的畏袁和崇袁心理、对外来干涉的担忧、同盟会的涣散无力、策反汉官反清的一贯策略等原因外，客观上，拥袁反清是辛亥时期举国上下几乎一致的意向，革命党人在当时并不具备与袁世凯兵戎相见的条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革命党人的这种策略是明智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因此，评价历史事件应该动态地和分阶段地看问题。历史的前因后果确应一并考虑，但后果引起的再一后果，虽与前因有关，但毕竟有所区别。革命党人的这一策略正是如此。

近代外语观的嬗变

王升远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的《中国近代外语观之嬗变——对清末同文馆之争的反思》中指出，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对汉语、“中学”的坚守始终未曾动摇，与之相对，国人的外语、西学观却经由一系列论争不断嬗变、演进。围绕外语教育和西学，清末中国各界在坚守汉语、中学的前提下展开了激烈论战。保守派以谨防西人宗教渗透、警惕西学冲击中学为由，对外语、西学采取蔑视、拒斥的态度；洋务派主张打破语言“夷夏观”束缚、营造中外语言平等氛围，强调外语之简易、外语教育之必要和外语在西学（尤其是“艺学”）东渐路上的媒介功能；维新派呼吁中外文兼修，反对洋务派“艺学为本，语言为末”的倾向，在外籍汉译中贯彻“政本艺末”的主张。以“同文馆之争”为表象的汉语、中学与外语、西学之争，其背后潜藏的实际上是面对西方政治、军事、文化入侵，中国各派基于各自不同文化立场、政治主张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和探索，乃至在某种程度上对国家文化、政治发展话语权的争夺。面对外语与西学，由蔑视、拒斥到被迫接受再到正面接受，由鼓吹儒家“礼义”、“人心”到大力倡导译介西方“艺学”和“政学”书籍，中国近代外语观的嬗变轨迹在另一个层面上也可理解为中国由闭关锁国、“华夷之辨”的蒙昧状态走向开放、并试图与世界平等对话的轨迹，这就为我们解读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