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简介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简介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目录

【伦理学研究】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阈中的公平与效率                                      高惠珠

“中国制造”与中国经济伦理学                                               陆晓禾

【文化学研究】

论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意义、条件与问题                                   杨剑龙

传统观念对晚清西方工业文明输入的影响

——以西方新型产业模式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为考察对象                       郑军

中国散文学视野中的司马迁                                                  罗书华

【政治学研究】

政治共识与和谐社会                                                         袁 峰

民族主义：过去、现在和未来

——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一书的启迪  叶 江，沈惠平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特约栏目主持人曹旭

“兴、观、群、怨”古解                                                     周勋初

中古诗歌中的山水幻境与游仙踪影                                            朱立新

【美学研究】

德国古典美学使西方美学不断完备                                            张玉能

欧洲建筑中的“中国风”                                               陈 伟，朱晨

【中国社会史研究】特约栏目主持人唐力行

从区域史研究走向区域比较研究                                              唐力行

清代中叶江南下层士人的社会文化交往圈——以《吴门表隐》作者顾震涛为例      吴琛瑜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文革”记忆与表述——“老生代”散文的一个研究视角                         谷海慧

无法躲避的崇高：日常生活的诗学困境                                        张春梅

【语言学研究】

大醇小疵：读郭锡良《古代汉语》札记                                         史佩信

王力主编《古代汉语》商榷                                                   陶振民

【心理学研究】

我国古代人性论的心理学诠释                                                燕国材

儿童精神发生学对儿童教育、儿童文学的影响                                   刘晓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阈中的公平与效率

高惠珠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指出，从实践生存论的维度分析了公平与效率概念在政治伦理与经济伦理层面上的不同意蕴及其内在联系，概括并具体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平和效率关系方面不同于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等的三大原则：以“社会和谐原则”为中轴，灵活调节公平与效率两者关系；以“共建、共享、共惠”为主导原则，消解“市场机制”的负面效应，提升公平与效率关系统一的水平；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原则，为公平和效率问题的全面解决而努力，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坚持分配正义问题上的最新理论成果。因此，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时刻牢记这一终极目标，以这一终极目标为奋斗方向，为最高参照系。在处理现实的公平与效率关系时，凡有利于最高目标实现的举措，无论重点在公平，还是重点在效率，都积极地实施，凡阻碍最高目标实现的举措，都坚决地抵制，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前进方向，始终与时俱进。上述三大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对待公平与效率问题上的根本区别，它的有效性，已为十六大以来的实践所证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坚持分配正义问题上的创新成果。

换个视角看中国古代人性论

人性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问题，古今中外曾受到许多学者的青睐；它是不少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军事学、宗教学等）所研究的对象。我国古代的人性论是古代各种类型思想家（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伦理的、心理的、军事的、医学的等）关于人性问题的观点体系，因此，对它也就可以且应当从不同的学科角度来进行探索。燕国材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发表《我国古代人性论的心理学诠释》一文，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对我国古代的人性论加以诠释。再者，我国研究古代人性论的论著很多，但一般都是就人性之善恶问题来展开讨论，并且几乎都是按历史顺序来一个一个地讨论思想家的有关言论。该文因立论角度的不同打破了这种对古代人性论的研究模式。但“初生之物，其形必丑”（庄子语）。其研究内容除保留人性善恶论外，还讨论了另外四个重要问题：一是人性地位论，通过就人贵论、人本论和天人论的考察，较充分地论证了人性的崇高地位。二是人性本质论，概括为生性论、习性论和心性论，揭示了人的自然本性、社会本性与心理本性。三是人性构成论，从类型论、因素论和结构论三个角度，对人性的构成进行了分析。四是人性发展论，归纳为气禀论、习染论、性习论与修身论四个论题，对影响人性发展的种种因素作了全面考察，扩展并提升了我国古代人性论思想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解决的偏差

杨剑龙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上撰文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但总体上文化发展却处于滞后状态，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存在着不少需要关注与解决的问题，其中不少属于观念方面的偏差，这从根本上影响了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主要有如下几方面：1.重经济建设轻文化建设的观念。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人们大多将物质现代化置于重要地位，而往往忽略精神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将GPT作为衡量地方发展的唯一评价指标，就是提到文化也常常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方式，文化仅仅成为一种点缀。2.重城市文化轻乡村文化的偏差。乡村文化建设大多处于自生自灭状态，乡村传统文化不断弱化，乡村人的文化生活极其贫乏，回乡打工者常常带回一些城市的享乐消遣文化，乡村宗族势力日趋发展，某些封建迷信文化、宗族文化死灰复燃，使乡村文化发展处于困境之中。3.重西方文化轻民族文化的偏颇。改革开放以后，在向世界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国门后，向西方寻找精神资源成为一种趋势，但却出现了一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意识，在囫囵吞枣式的接受中，对于西方文化不作分析批判地拿来，将充满着绝对个人主义、享乐主义、颓废主义的东西奉为至宝，却轻视甚至无视中国民族文化传统。4.重大众文化轻精英文化的偏至。大众文化的空前流行与推崇，消解崇高、注重个人、强调消费，成为大众文化的主要倾向，世俗化、日常化、消遣性的大众文化得到推崇，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国际主义等精英文化受到了漠视甚至歧视，文化消费被等同于文化消遣、文化享乐，文化日益走向了低俗化、庸俗化，地摊式的文化快餐读物充斥市场，文化经典作品的打造与阅读遭到忽视。

“兴、观、群、怨”古解

孔子因其“兴、观、群、怨”说，长期以来被视作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现实主义理论的奠基者。然而，“兴、观、群、怨”的涵义究竟是什么？孔子为什么要提出“兴、观、群、怨”的诗学命题？历来解析的人，往往把“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与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分裂开来解释，这是不符合孔子原意的。周勋初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上撰文指出，考察孔子的诗论，应把它提到春秋后期的历史环境中，作出具体的分析。把孔子政治文化思想，放在“历史语境”中考察的结果，就能得出更接近真理的结论：“兴、观、群、怨”诸说，都与政治问题有关，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中的产物。不注意春秋时学诗、用诗的特殊意义，而纯粹从文学理论家的角度看待孔子，就把功能与目的割裂了开来，对孔子这一具体人物来说，未必切合他的实际思想。孔子是一个热心参加政治活动的人，在仕途不得意以后，就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育事业上。他虽以“诗”为主要教材，但并不把它作为文学作品阅读；而是通过对“诗”的教学，培养政治活动家。基于这样的要求，孔子是以“诗”对政治活动所起作用等方面为出发点的。

《史记》语体是汉语文典范

罗书华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上撰文，讨论中国散文学视野中的司马迁。历来论者在论述《史记》的时候，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实录与忧愤两个焦点上，少数论者对于人物中心有所关心，对于《史记》语体加以关注的论者则更少。事实上，《史记》在散文学史上之所以有它的重要地位，固然决定于它的实录、忧愤与人物中心几方面，然而，更为深刻的原因还应从语体的角度去寻找。西汉文章的典型并非贾谊、司马相如、董仲舒、扬雄，而正是司马迁。他对真实原则的奠定，以人物为中心的转型，事情理的相融合前已略有阐述。在语体上，《史记》的特点也正是：以散为主，散中有骈；叙言引言，参差变化；文白相融，雅俗自适；有长有短，屈伸自如；文质彬彬，不腴不枯；有条有理，但又兼具情致，并不机械。事实上，早在汉代，论者对司马迁文章的这种特点就已有所认识。班固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明人何乔新解释说：“如叙游侠之谈，而论六国之势，则土地甲兵，以至车骑积粟之差，可谓辨矣，而莫不当其实，是辨而不华也；叙货殖之资，而比封侯之家，则枣栗漆竹，以至籍藁鲐鮆之数，可谓质矣，而莫不各饰以文，是质而不俚也。”其实，“善序事理”说的就是有条理又有情致，“辨而不华”说的就是文质彬彬，不枯不腴，“质而不俚”则是说它文白相融，雅俗自适。《史记》的完成，可以说标志着古典汉语文的成熟与完备，后世一千年多年汉语散文的发展，几乎无不受到它的影响与滋润。

“老生代”散文的“文革”记忆与表述

谷海慧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上撰文指出，“文革”记忆是“老生代”散文家多有涉及的话题，并且是几位重要作家确立其在新时期散文创作领域中地位的标志。而在对“文革”记忆的追述中，“老生代”散文家选取了两种不同的叙事态度：一种表现为以巴金、萧乾、季羡林为代表的讽谏立场，另一种则是以杨绛、陈白尘、孙犁为代表的宽容节制立场。不同的叙事态度产生了不同的美学风格，但因精神资源的共通性与一致性，“老生代”的“文革”记忆既成为对历史文本的补充，又完成了彼此间的互补，他们的记忆选择与表述共同构筑出了中国式知识分子的群体人格精神。综而观之，“老生代”作家在“回首向来萧瑟处”时，不但以对历史人生深刻、透彻而又宽容、通达的认识完成了自问自答，而且以“亲历”再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巴金、萧乾、季羡林等人在自我解剖与社会批评中流露出了显明的以史为鉴的创作意图，孙犁、杨绛、陈白尘等虽因个人气质与美学取向而转向了规避冤仇记忆，但也委婉地表现出一种反思精神。虽然他们对“文革”的记忆选择与表述态度是不同、甚至相反的，但其作品抵达的终点却是同一的，即驱恶扬善。并且，两种叙事态度恰从两个方面共同构筑了中国式知识分子的群体人格精神。以巴金为代表的“文革”记忆既充满了中国文人的耻辱意识、忧患意识，又承担了知识分子的美刺责任，是知识分子参与公共生活的文学诉求；杨绛等人的“文革”书写则再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一贯的苦中隐忍、避世自适的精神，以及对世界善意的理解，是知识分子举重若轻的个人修为的文学表达。两种“文革”记忆与表述构成了互补，共同诠释出多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气度。从这个角度看，研究“老生代”的“文革”记忆散文，不仅有文学价值，且具社会学意义。

从区域史研究走向区域比较研究

唐力行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上撰文指出，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区域史研究过程中，不能把研究的眼光仅仅局限在区域本身的范围内。区域的存在与发展不是孤立的，必定是在与相关区域的经济、文化互动中进行的。同时，区域经济文化的特征与变迁规律，只有在区域比较中才能突显出来。区域史研究的前沿是区域比较。在不同区域的比较中，寻找区域社会发展的“类型”，这种比较，其前提是历时性的，在时间坐标上进行社会历史变迁的纵向比较，但主要应在地理空间上进行横向的比较，即共时性比较。这就主要涉及三个层面的问题：1.区域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每一个区域都有其特有的集散效应圈，从而形成区域的集散效应圈，所以在从事区域研究时，要扩大我们的视野。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说，这个集散圈，也就是区域这一系统的环境。区域系统在生存、发展的进程中势必会与环境发生信息和能量的交换。2.区域与国家的纵向互动关系。任何区域都是在国家权力的制约之下，因此从事社会史的研究不能从一个极端(只看中央不看地方)走向另一个极端(只看地方不看中央)。明清以来，中国开始受到西方的冲击，因此就有必要把区域史研究放到世界的大局中去考察。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把握区域的本质特征，才能把研究推向深入。3.区域与区域的互动关系。在区域比较研究中，必须以关注区域互动为重点。任何区域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必然会与其他相关区域发生人员、经济、文化等的交往与互动。一方面，各个区域的地理、物产、区位、交通、文化乃至经济社会结构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另一方面，区域之间的互动互补也是各区域形成并保持这些特点的必要条件。因此，区域互动关系的研究必将把区域研究引向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