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重点文章推荐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重点文章推荐

道德建设的文化根基性

陈泽环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近一个世纪以来，孔子和儒家思想受到了各种意识形态的过度批判，现在又面临着五花八门的商业文化的解构，以至于人们已经不知道如何去传承民族的主体文化了。这是一种掩盖在当前“国学热”表层后面的令人忧虑的深层文化和道德缺陷。因此，“文化根基性”问题，在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中，并不能说已经很好地解决了，仍然具有挑战性的意义。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有两套规范系统相辅相成：健全完备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整个社会的道德教化系统，前者指制度道德性，后者指公民德性。在当代社会的道德建设、特别是公民德性伦理建设中，必须立足传统的道德根基，否则在要求公民养成德性和承担义务上的任何努力，往往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必须传承民族的主体价值，否则就会极大地限制我们承续民族文化和伦理的范围，导致在世界文明冲突剧烈、社会生活普遍商业化的条件下，难以确立国家和社会的合理文化认同，难以避免信仰危机和道德真空。至于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道德观念，主要是一种特殊的整体性终极关怀，即深刻的、自觉的义务感，它相应于充分保障公民权利的“制度道德性”，在构成提高“公民德性”的共同性伦理背景的同时，也必然对整个社会生活的道德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

自省具有双重源头

王海明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上撰文论述自省。认为：自省具有双重源头：道德感情——或道德志向——和道德智慧。因此，一个人要做到经常且深刻的自省，一方面，必须提高自己的道德认识和道德智慧，树立诸如“美德乃是每个人获得幸福的必要条件”的道德信念；另一方面，必须扩充和强大“做一个有美德的人”的道德欲望、道德感情和道德志向，立志做一个君子、仁人乃至圣人。一个人所信奉的道德规范和道德理想之优劣对错，乃是他自省和自讼的核心与枢纽。因为他的自讼、自省和良心的对错及其对自己的审判之对错，说到底，取决于他所信奉的道德规范和道德理想之对错：信奉正确的道德规范和道德理想的良心、自讼和自省，就是正确的良心、正确的自省和正确的自讼，其审判就是正确的；信奉错误的道德规范和道德理想的良心、自讼和自省，就是错误的良心、错误的自讼和错误的自省，其审判就是错误的。错误的良心、自讼和自省及其错误的审判，充其量，显然只能使自己遵守错误的道德规范和实现错误的道德理想，从而只能成为一个内化错误道德的有美德的人，只能成为一个内化错误道德的君子、仁人和圣人；而只有正确的良心、自讼和自省及其正确的审判，才能使自己遵守优良的正确的道德规范和实现优良的正确的道德理想，从而才能成为一个内化优良道德的有美德的人，才能成为一个内化优良道德的君子、仁人和圣人。

人权视野的可持续发展

肖巍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第三代人权”突出了集体人权的地位，使人权作为一个整体不可分割的观点。重要的是，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国际层面，所有发展都应该是以人为中心（或以人为本）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概念比较好地体现了发展（权）与环境（权）的统一，可持续发展要求兼顾世代人们的环境权益，以体现代际公平；但如果忽视了造成环境危机的历史原因，忽视了解决环境问题的现实前提，包括人口控制、社会公正、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可持续发展也是无法实现的；代际公平归根结底还是要由当代人来代理，这就必须联系代内的公平，即一部分人的发展不应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发达国家过去向全球作了最大宗的环境“透支”，它们的发达已经牺牲了别国的环境权益，因此它们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环境权方面负有特殊的责任。发展理应优先考虑穷人（国）发展的权利；而公平地分享发展成果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出于道义，同样对保护人类的环境事关重大。可持续发展要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向所有的人提供实现美好生活愿望的机会。一个以贫穷为特点的世界将永远摆脱不了生态和其他灾难。为满足基本需求，不仅需要那些穷人占多数的国家的经济增长达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且还要保证那些贫穷者能得到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自然资源的合理份额。因此，不管是富国还是穷国，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改变每个国家的国内和国际政策。但从观念到行动真正把权利落实到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古代小说域外传播的几个问题

刘勇强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名著是中国古代小说在域外传播的主流，但它们在不同国家传播的情况不尽相同，一些二三流作品的传播有时超过了其在本土的影响，这是由于中国古代小说域外传播带有随意性、偶然性以及名著文化含量高，传播难度大等原因造成的。中国古代小说对接受国的文学创作有所影响，其中被改编以适应接受国的文化传统是一个很突出的现象。而中国古代小说在译为外文时，除了文学翻译本身的限度，在文化上也存在着不少误解与遗漏，这在非汉字文化圈表现得更明显。由于文化传统与观念的不同，中国古代小说在域外的解读，还产生了许多与本土不同的歧见。从中国古代小说的传播实际看，并非我们认为的最优质的中华文明在域外都得到了恰如其分的传播；中华文明在域外的传播又并非原汁原味的、一成不变的；中华文明在域外的传播还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其实，这却是文明交往中的常态，对于在一种文化体系中处于下层地位的通俗性文学来说，可能更是必然的现象。它提醒我们，由于文明本身是丰富多彩的，文明的交流也是丰富多彩的；审视中华文明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必须充分考虑文明本身的多样性。同时，由于存在着上述表面看起来不尽人意的现象，我们更应该既提倡相互尊重，又不断加强彼此沟通。

全球化时代文明对话的低限度价值标准

周春生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文明以国家为基本单位，所以国家的存在是文明多样性的基础。各个文明应当在维护国家主权利益的前提下，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介入全球化的潮流。任何国家利益最大化和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化的倾向，都会引起以国家为单位的强烈反应。经济全球化的特点决定了各种文明（包括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的相互依存性。既然利益捆绑得越来越紧，那么和则共赢，斗则俱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日益加快，国际上的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都应当重估各自的生存环境（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等等），回应诸如科技革命（尤其是电脑技术的发明与运用）、能源开发、环境变化和人口迁移等带来的问题，并以积极姿态融入国际社会之中去。发展中国家应当提出自己的合理要求——一种与全球经济相适应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要求。不同的文明必须遵守被各国认可的国际规则如主权国家规定等。侵犯国际规则，最终损害的将是侵犯者自己。在此过程中，低限度价值标准的重要体现就是防止国家交往中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化。同时，经济全球化时代决定了先前西方利益最大化的时代已经过去。如果一定要提“最大化”问题，也应该限定在双赢、多赢为条件的范围内。所以，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进行国家间的利益交换，如反恐、能源开发合作、维护生态平衡、控制瘟疫蔓延等。这些应该成为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大家庭享受权利、承担义务时的低限度价值标准内容。

古代评弹向近代都市评弹转变

申浩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上撰文，从社会史的视野看生长于苏州，与江南社会生活密切关联的评弹，晚清以后逐渐进入上海的历史过程。伴随着上海城市的转型，评弹也开始了其近代转型，由古代评弹向近代都市评弹转变。通观民国时期评弹在上海的发展，主要体现为：第一，从演出场所看，随着上海的近代化，娱乐业大发达于商业竞争之中，在旧式的茶楼书场之外，出现了各种新式说书场所；第二，从表演的形式看，评弹改变了以往一个书场一档节目的惯例，而代之以多档节目，将每一档演出的时间压缩，以适应近代都市大众娱乐口味多元的城市生活节奏；第三，上海地区评弹艺术重视台型、噱头等的海派风格逐渐形成，从而与苏州有别；第四，从评弹脚本看，在继承传统优秀作品的基础上，也出现了不少反映近代都市现实体裁的作品，又称“时装书”。总的来说，民国以后，评弹逐渐融入了上海的城市生活，成为近代上海都市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结语近世江南区域中心发生了迁移。评弹的演出中心地点从苏州转移到上海。从苏州到上海，评弹的展示空间在江南的内部发生了迁移，这种迁移是深刻的，它是近世江南社会变迁在文化上的反映和结果。评弹活动的区域性流变，映照了两个不同时代的变换；随着时空的变换，评弹成为了传统文化与近代都市文化转换的见证。

中国影视体裁与样式的前瞻

按照经验的模式，影视形态的分类研究一般都是包括两大方面：一方面是狭义电影作品的形态研究，另一方面是狭义电视节目的形态研究。两大方面所包括的形态演变、及未来预测，都要严格地区分开来。王志敏，陈捷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上撰文认为，必须坚决打破这种约定俗成的历时性和媒介性区隔，而采取一种将电视包括在内的广义的本体论电影观。在对电影重新界定的基础上，认为，一种广义电影作品的分类原则及分类体系。这种分类理论全面考虑了创作、观赏和检索的共同需要，坚持理论、创作与使用兼顾的原则。广义电影可以分为五大类，分别为故事片、资料片、节目片、论述片、虚拟片。其中，不仅甄别了长久被误用的“纪录片”等概念，更是对电影未来发展和其更强大的表现手段作了一次大胆的前瞻与预测。

新世纪的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战略

尹鸿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上撰文认为，未来5年，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战略主要包括形成以“电影促进法”为核心的保障我国电影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法规政策体系；建立产业环节贯通、产业整合完备的现代电影产业体系；形成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前提的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电影市场格局；通过竞争与整合，逐渐形成5~10家拥有一流电影企业的综合性大型媒介集团；通过全球性、新媒体的大电影产业的拓展，将中国电影综合收入提高到250亿人民币。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二大本土电影市场，全球电影贸易的重要成员，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中国大众文化娱乐的主要形式。

唐代江南户口下降与疫病无关

唐代中期，江南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乱和动荡，而户口下降却与全国一样十分严重，传统观点认为疫病是造成户口下降的主要原因。张剑光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上撰文认为，唐代江南户口下降与疫病无关，江南的两场疫病也不可能造成数百万人员的死亡。唐代后期，江南先后发生了9次较大的疫病，造成了较大的人员死亡。从这些疫病流传的具体情况来看，大多是伤寒、痢疾、疟疾等，鼠疫发生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此外，江南还有一些没有记录具体时间的疫病，也没有为史书重视。唐代后期江南疫病越来越多，与江南经济活动的频繁、人口的增多成正比。疫病发生后，唐政府开展了一系列积极的防治和救助政策，如中央和地方政府为疫区送医送药进行医治，提倡掩埋尸体以遏制疫病的蔓延，蠲免各种赋税减轻灾区百姓负担，甚至还放贷资金作为租税交纳。唐代代宗宝应元年和宪宗元和元年的两次大疫病，造成了大量的户口损失，但并没有达到江南一半人口死亡的程度，元和年间户口的下降主要原因并不是这两次疫病造成的。

数字信息引发的哲学震荡

吴志荣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上撰文，探讨了数字信息所具有的能虚拟全息化和全方位、智能化、能临境的功能，以及容易变异、异化的性能，阐述了数字信息的出现对本体论实在论产生的冲击，并使得客观知识的本体论地位更加凸现。数字信息的出现对“三个世界的理论”的重要意义数字信息也是模拟人类思维成果的符号体系，无疑是“客观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数字信息所具有的各种特性使得“三个世界的理论”更有生命力和说服力。数字信息的种种功能或特性都在向人们更有力地表明：客观知识是除精神、物质之外的世界3，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的理论”是一种天才的论述。数字信息为哲学带来了诸多问题，需要哲学予以回答，信息哲学由此而产生。也就是说，信息的概念有可能将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统一在一个理论之内。一切表明，数字信息引发的哲学震荡正在进行。

在线图书搜索改变了阅读文化的景观

林雅萍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随着图书文献被搜索引擎的巨量收录和传播，“图书搜索”概念已经开始以在线图书馆的形式出现，形成了网络图书搜索环境下新的阅读文化。人类学习方式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改变，网上阅读将会成为现有的学习方式的补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传统的学习方式。随着图书在线的发展趋势，人类的阅读方式也许最终会改为网络化。图书搜索这种新型数字图书服务，为读者提供了“在线阅读”的路径和内容，简单地归结一下，网络图书搜索环境下的阅读文化至少会有以下的新进展：1.改变了读书的方法。一系列的数字图书服务都会围绕在线阅读，而产生各种特色的图书服务；2.为巨量浏览提供了可能。巨大的较高层次的阅读群体，会对数字图书搜索的发展形成巨大的影响力；3.改变了获取图书的方式。这使得读者花最少的钱“购买”到最有价值的阅读需求；4.寻找“内容”超过了寻找图书。由于搜索引擎的介入，在线阅读除了能获得图书资讯外，更加重要的是获得被整理和选择过的图书内容；5.培养新的数字化图书阅读习惯。数字网络技术的出现和广泛应用，开始形成在网上浏览、阅读、搜索图书资源新习惯；6．培养起数字化阅读的读者群体；7.推动了阅读客体的变化。将大量搜索者变成了实际的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