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重点文章推荐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新的中国化和当代化 蒋传光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撰文，回顾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中国化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文章指出：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在指导当代中国法学理论建设和法治实践的过程中，也实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在同当代中国法学理论建设和法治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文章对每个阶段法律思想产生的背景及其内容、特征、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理论贡献等进行分析、概括和阐释。在此基础上，阐述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新的中国化和当代化围绕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目标，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领导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处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的关系，提出了以人为本、政治文明、尊重和保障人权、坚持依法执政，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依法治国的根本是依宪治国，和谐社会与法治的关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完善立法与提高立法质量等问题、命题和理论，并进行了全面阐释，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邓小平的法制思想，为许多重大法学理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范式，同时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与时俱进，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宝库。 《周易》中“爻”的衍生意义 刘康德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撰文，对《周易》中的“爻”作了诠释。文章从“爻”的形状生成说起，指出，尽管“爻”字没有衍生出像“卦”有“变卦”这样的日常用语，却有着比“卦”字更多的独特的衍生意义。 1.“爻”维系着矛盾(变化)。“爻”字形实际上意指天地间的四面(东南西北)和八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所以，由“线”构成的“爻”是维系事物的两极端(矛盾、进退、幽明、得失、吉凶)，及它们间的变化。所以当我们一旦接触这“爻”字及“爻”的基本撇捺线条后，就能使我们马上明白：事物发展并非如直线那样推进，要好即好到底，要坏即坏到顶。事物往往是：“祸之为福，福之为祸。” 2.“爻”交点于中正(贞德)。“爻”维系着事物的吉凶、矛盾、进退、得失，及它们间的变化。而为了防止事物向极端方向发展和变化，或处艰难时候，持守中正(贞德)是必要的；而“爻”也正好有交于“中正”点的功能，这“交午”就是处事物的中正点，而由于这“中心点”和四面八方处于等距离，表现出的社会功能也就对来自于四面八方的事与物不作厚此薄彼和简单的肯定否定，所以也就省却不少争斗和麻烦。因为对事物不作厚此薄彼和简单的肯定否定，所以用哲学语言来讲又称之为“无”。这“中正”(无)，因为对事与物不作简单的肯定和否定，不作厚此薄彼之区分；所以，它实际上又表现为“不炎不寒，不柔不刚，不皦不昧，不恩不伤”；执于这“一”点，就可以御“众”，无往而不胜。 一组“民法典专题研究”文章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发表了一组“民法典专题研究”文章。陈华彬的《潘德克吞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指出：潘德克吞式民法典编纂体例是自然法学的产物，它对近现代各国民法典的编纂产生了深远影响。由海瑟创立、萨维尼奠定理论基础的潘德克吞体系从一开始便被广泛接受。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正式采取五编制的潘德克吞体系以后，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体系。文章对潘德克吞体系的形成、传播和发展作了比较细致的梳理。中国制定民法典是中国民法发展上的一件大事。从1903年清政府进行法制改革，接受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民法概念、体系、原则时起，我国在法律体系上即属于德国法系了。而德国法系的重要特征是民法典的结构采用潘德克吞体系。我国现在由学者和官方起草的民法典草案均采潘德克吞体系。这有其历史必然性。可以预料，我国将来正式通过的民法典也一定会采潘德克吞体系。论者认为，我国将来的民法典应该采取如下的潘德克吞体系：总则、物权、债权总则、合同法、侵权行为法、人格权法、婚姻法、继承法。显而易见，这只是发展了的潘德克吞体系。 王洪的《要物合同的存与废——兼论我国《民法典》的立法抉择》指出：尽管要物合同源自罗马法，并为近代部分大陆法系国家民法所继受，成为实证法上合同的一个类别，然而，传统要物合同中的各合同有着不一样的社会与经济功能；从技术结构而言，各合同中的“交付”也各自产生不同效力；将如此不同的各种合同以“交付”作为连结点凑合成一个类别其实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作者进一步阐释如下：首先，诺成合同与要物合同之分别乃是大陆法系民法继受罗马法的产物；其次，从罗马法到现代，“物之交付”这一客观事实为法学理论的构筑提供了一项最具可塑性的原材料；第三，要物合同虽然在《法学阶梯》的分类体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但它们并不那么重要。我国民法典正值起草制定之际，也理应清除掉要物合同这一积淀在《合同法》上的历史尘埃，以使我国的民法典“与时俱进”，迈进“现代化”的行列。 张谷的《质疑民法典起草中的“新人文主义”》一文，对民法典编纂中的“新人文主义”思路提出三点商榷。第一，我国民法主要调整私人间的财产关系，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也是私法自治的必然要求，并为民法的调整手段所决定。第二，“新人文主义”虽然批判德国民法典的编制法，但无法取消其优势：如设立总则，区分债权和物权，亲属和继承独立为两编，以法律关系为张本，统帅总则与分则各编，足可以简御繁。第三，“新人文主义”将人法、物法的二分法作为人文主义民法的唯一表现形式,将人法、物法与笛卡尔“哲学二元论”中的主观世界、客观世界一一对应，实在捍格难合。 康德美学与诗性智慧 劳承万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撰文，从“真”到“善”：对中西两种慧识的比较与考察。文章指出：中国现当代的美学建设、理论进展，大体上是在康德“三分结构”（真—美—善/知—情—意）的逻辑框架中运转。这局限于纯“逻辑方式”，而缺乏“历史方式”的考察。其实康德在《宇宙发展史概论》中就从宇宙到人“生成”的高度和全局性，考察了人的理智和情感及其不可言说的关系。他把“理智”与“情感”和谐发展的能力定名为“判断力”（近似诗性智慧）。相对于康德对“真”（知）与“善”（意/道德）的研究，即宋儒倡明的“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问题，中国哲人对此问题的探索有独到的慧识与久远的传统。对“美”的追踪与诠释，最佳的途径是打通通向“诗性智慧”原点的途径。因之，从“透上去”（西方）和“贯下来”（中国）的两种不同美学路向来看，作者得出如下两个结论：1.美学发生的哲学（母体）圣地，除了那“主体—客体”关系的认识论框架之外，便是“道德形上学”，它是西方人“透上去”的终点，亦是中国人“贯下来”的起点。2.美学终归是人类天性（或民族心灵）中的某种智慧（如维柯之“诗性智慧”，如刘士林的“诗性文化”），它不应该是某种左拉右扯的中介物（或具奇妙的二向性功能），更不纯粹是一维逻辑结构中的某种能力（如“判断力”）。如果人类大脑三分结构“真—美—善”的确是无可怀疑的经典结构，具有相当的真理成分，那么，对其中“美”的追踪与诠释，最佳的途径是打通它通向“诗性智慧”原点的途径，以历史充实逻辑。从“美”到“诗性智慧”，是哲学还原（回乡之路）；从“诗性智慧”到“美”，是历史走向逻辑（一种升华与内化）。总之，美学（或审美能力）不应该再是“谜样的东西”（康德）。 上海的摩登时代的“西区”开发 周武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撰文，对上海的“西区”开发与上海的摩登时代进行研究。文章指出：法租界西区是上海租界最晚形成的一个区域，它的大规模开发，始于1914年《上海法租界推广条约》颁布以后。当时，上海恰好开始步入所谓的“摩登时代”。上海迈向摩登和国际化的过程，也就是上海工商业大发展、社会财富骤增和再分配的过程。伴随这个过程，一个新的上流社会和一个比上流社会远为庞大的中产阶级加速形成、壮大，他们催生并主导了上海新的消费革命，表现在住宅方面，就是大批的豪华公寓和花园洋房的次第兴建。西区的定位和开发，契合了新富裕阶层的住宅消费需求和住宅消费浪潮，从而成为中外富人聚居的国际化社区，真正意义上的“富人的天堂”。作为摩登时代的建筑遗存，西区的花园洋房群落如今已成为中国仅有、世界罕见的建筑风景。 东亚双雄：上海、东京的现代化比较 苏智良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撰文，对上海、东京的现代化比较。文章指出：上海与东京有着相似的近代化历程。在西风东渐的时代，上海稍占领先；而战争的破坏、战后的混乱与僵化的计划经济，使上海的现代化事业出现曲折和慢行，东京则在战后日本高速发展中，成为全球城市。东京的优势是有着半个世纪的积累，金融发达，国民具有良好的素质，曾是亚洲城市现代化的表率；其困惑即交通拥堵、污染严重、物价畸高，缺乏私人空间等所谓的“东京病”，同时，老龄化和少子化也妨碍着东京未来的发展。经历曲折之后，上海迈入高速发展阶段，其背后是改革开放的13亿人的中国，以及高速增长的长三角地区，上海的目标是用20年左右成为全球城市。在此过程中，上海应该借鉴东京经验。 老舍何以拒绝出《文集》 史承钧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撰文，分析了他的《四世同堂》以及其他有关作品对全民抗战尤其是当时国民政府抗战的表现，也揭示了新中国成立后《四世同堂》未能出版，以及老舍因此不愿出文集的原因，并指出了新时期出版的《四世同堂》鲜为人知的被删改的情况。 《四世同堂》的发表和出版也表现了老舍的真诚的爱国主义态度和实事求是精神。《四世同堂》最初是在国民党的《扫荡报》上连载的。当时陆晶清正担任《扫荡报》文艺副刊的主编，其夫王礼锡因率领“文协”作家战地访问团而殉职，陆晶清在接编了副刊后，因在上面连载了徐訏的《风萧萧》而销量激增。《风萧萧》刚载完，陆晶清急于寻找新的长篇连载。这时她从赵清阁那里得知老舍正在写《四世同堂》，便立即写信联系。由于老舍和王礼锡的深厚友谊，也由于优厚的条件，取得了老舍的同意。老舍并为之写了一则《预告》，提前刊登在《扫荡报》上。因为老舍这时和共产党人也十分接近，陆晶清曾问老舍：“《扫荡报》是国民党报纸，你的小说在上面连载会有妨碍吗？”老舍回答说：“我是一个抗战派，只要是抗战的，发表在哪儿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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