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重点文章推荐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重点文章推荐

“都市文化与都市文学研究”问题研究

都市文化是城市文化发展的高级形态与当代精神生产与消费的主导模式。都市文化研究是在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中，通过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建构、理论研究与实践需要的紧密结合而形成的一门世界性前沿学科。《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的“都市文化与都市文学研究”专栏，推出孙逊、刘士林、陈恒三位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

孙逊指出：在中国，为什么要研究都市文化？答案也许已经不难找到：一是缘于我国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当代城市化进程，以及在这一进程中所出现的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这是都市文化研究的现实需求；二是缘于学术研究的自身需求，从古代城市与文学文化关系的描述，到现代意义的城市研究，再到当代具有后现代色彩的都市文化研究，正是学术自身发展和演变的结果。

刘士林则指出：在学科框架的层面上，都市文化学的基本结构要素主要有五项：一是“都市”，这是都市文化作为一种特殊文化形态必须依托的“物质条件”或“社会基础”；二是“都市文化”，在其最高环节上，都市文化即当代国际化大都市特有的文化模式；三是“都市文化生产与消费模式”，这是都市文化在当代世界中的典范形态与集中表现；四是“都市文学艺术”，这是都市文化生产与消费过程最直接、最重要的感性表现形态；五是“都市社会”，这属于“外部研究”，是理论解释、批判现实的自然延展。在方法论上讲，马克思“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为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一种总体性的方法论。在价值理念上，马克思的“全面发展的个人”理论是研究都市文化最重要的哲学基础。

消费伦理学研究在中国的现实问题

周中之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撰文指出：以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为己任的消费伦理学的研究必须根据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并对以下重大问题给予充分的阐发：1.当代中国消费的伦理规范体系。当代中国消费的伦理规范和原则在纵向上应与中国传统美德相承接，在横向上要吸收国外先进的消费伦理观念元素，并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2.消费伦理与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是当代中国的基本国策。在这一建设过程中，不但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也要注重与节约型社会相适应的现代消费伦理观念的培育，以使节约型社会的建设获得强有力的道德支持。3.消费主义的批判。消费主义是20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生活方式、文化态度和价值观念。4.奢侈品及其带来的奢侈消费现象的蔓延滋长对当代中国社会产生了诸多负面效应，败坏了社会道德风尚，增加了生态环境的压力，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如何通过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引导和教育，转变社会消费风尚，培养健康的消费心态，需要大力研究。5.消费者在消费食品满足口腹之欲的时候，不要忘记公共卫生的责任。要解决这一问题，在运用法规和政策的“硬约束”的同时，如何运用消费伦理观念的力量，自觉增强公共卫生的社会责任感，改变有悖公共卫生安全的消费风俗习惯，是一个需要长期研究的课题。6.加强广告在消费活动中的社会责任研究，是消费伦理研究中重要的一环。特别是当前中国大众传媒的发展日新月异，使广告以巨大渗透性的力量在社会中发挥作用，必须加强对大众传媒的监管和社会责任感的培育。7.大众文化消费与青少年道德教育。大众文化的兴起是当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在大众文化消费中，如何教育和引导青少年对待“青春偶像崇拜”，如何文明上网，如何评价消费时尚，如何对待动漫等等一系列问题，是青少年道德教育中的前沿课题。

资本文明为更高阶段的社会文明创造条件

贺善侃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撰文指出：资本的当代历史使命应着眼于创建更高的社会文明。资本发展到最高阶段为社会文明的继续递升创造了两方面的成熟条件：一是社会文明形态自我扬弃的成熟条件。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即不断否定自身的过程。当一事物发展到历史的顶点，就会通过自我否定而走向对立面。这种事物的辩证否定是事物发展的内在环节。社会文明的发展也经历着这样一个过程，“前资本文明——资本文明——后资本文明”的发展历程就是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资本发展的最高阶段作为从资本文明到后资本文明的联结点正是社会文明经资本文明阶段迈向更高文明阶段的新起点。二是社会文明向更高阶段迈进必备基础的成熟条件。任何事物向更高阶段的迈进都需一定的必备基础。没有一定的量的积累，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发生质变。这种量的积累就是事物形成的基础。资本文明正是为越过资本文明形态的更高的社会文明形态奠定了各方面基础，创造了各方面条件。

改善我国贸易条件的一条有效策略

茆训诚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撰文指出：我国出口企业完全竞争而国外进口企业买方垄断，这一特殊的市场结构也是导致我国贸易条件差甚至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这一现状在短期内是可以通过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来改变的。改变这一特殊的市场结构，途径有两种，一是加强我国出口企业合作，形成对外贸易中的卖方垄断力量，从而提高我国出口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二是削弱国外进口企业买方垄断力量，积极拓展新的市场等。具体措施如下：1.加强我国出口企业的合作，充分发挥商会作用；2.加强政府交涉和管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3.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4.加强对外资企业的管理，积极主动与国外相关机构合作；5.积极扩大国内需求。事实是，提高我国出口商品价格与扩大我国内需其实是相互促进的。出口商品价格提高，生产工人工资增加，内需自然增加；而内需增加，对产品包括可贸易品的需求自然增加，产品包括出口产品价格自然也水涨船高。

伪满洲国作家爵青资料考索

刘晓丽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撰文考索伪满洲国作家爵青资料。爵青是伪满洲国受多方面关注的重要作家，文章提供爵青政治面貌、作品、言论等原始调查材料，并通过细致考察与分析，探讨伪满洲国时期该地域内中国本土作家的创作经验和当时东北新文学发展状态，并讨论了殖民地知识分子相互矛盾行为背后的复杂心态。爵青的作品以小说为主，文体诡异、晦涩、风流、华丽，充满迷惑。他被当时的批评家百灵称为“鬼才”。爵青的小说执著于描写都市风景线，如《哈尔滨》、《大观园》、《某夜》、《巷》等小说，用空间结构方式描绘都市的繁华与溃烂、开放与堕落、文明与野蛮，并塑造了一群独特的女性形象。把爵青的小说放在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的背景下认识，更具意义。他的小说无论是文体形式还是内容，都拓展了特定区域的都市文学空间，可以和“海派”都市文学相呼应。不仅如此，爵青的小说更追求问题意识和思辨色彩，由观念或问题来营造小说。他思考什么问题时，就用小说来表现这种问题。打动他或者说触动他创作的动因不是题材，而是观念和问题。爵青的小说把自己的意识纠缠在其中，通过小说反复玩味自己的困惑。超强的自我意识左右作品的一切，很多作品是他自己和自己的对话，甚至是写给自己的。清醒的爵青认为小说并不如伪政府和人们想像的那么重要。他不信奉所谓的“文学报国”，他的文学作品中也不存在这种意识。可是，爵青的“言论”文字却与小说大不一样。这便是政治上有媚日的文化汉奸之嫌的爵青的矛盾之处。

当今儿童文学创作的主要艺术症结

方卫平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撰文指出：与国外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比较起来，当今中国儿童文学在整体上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思想的缺席。很久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就是以教育儿童为艺术天职的，加上“文以载道”传统的影响，儿童文学这一艺术容器的内容物，常常都是针对儿童的缺点和毛病来设计的。1980年代以后，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在内容物上有了极大的丰富，但是从整体上看，儿童文学的思想力量仍然是比较贫乏的，甚至是缺席的。2.美学的乏力。儿童文学的内容物固然重要，但是，相比之下，儿童文学的美学表现力也许是更为重要、对于儿童文学作品的成功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美学的乏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童趣的缺乏。二是巧思的缺乏。三是细节的缺乏。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艺术症结，其实并非表现在缺乏那些五光十色的、时髦的现代艺术手法和策略上。我们儿童文学创作缺乏的其实仍然是属于普遍文学魅力和力量构成的一些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文学元素，那就是思想，还有表现这些思想的童趣、巧思和细节，等等。

城市、童话与戴臻的创作

詹丹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撰文指出：城市与人的远景设想不充分不明朗的欠缺，是中国当代城市童话发展的普遍征兆。这一普遍征兆，小而言之是对童话概念的理解差异，大而言之，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归宿问题。这一问题在童话概念提出伊始，就已经潜伏。这种缺失首先表现在，过于片面理解童话的儿童教育作用而没有把游戏意义囊括进来，从而使这种教育变成一种束缚，于是，解放儿童的个性，成为童话的当务之急，并使童话创作具有一种论战的意义。但是解放个性马上面临的问题是，这种解放并没有为儿童提供广阔的生活远景，提供文化的多元选择的可能。于是，童话的第二个缺失马上凸现。尤其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当城市与童话有了更牢固的联系时，当我们在拥抱儿童时，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把民间传说中的神仙给抛弃了，其实，在阅读到的许多城市童话中，仙气乃至妖气不够，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连同这仙气，还有那无尽的乡村、无尽的田野和森林。我们常常把这归因于创作者的自身生活经验局限，却忽视了观念意识的问题以及整个城市化进程中，对乡村文化、民间文化事实上的和心灵上的集体抛弃。且不说，城市童话是否与生活在乡村的儿童读者群有关的问题。而乡村田野、连同深厚的文化积淀，正在淡出人们的视野。

近代中国旅游设施落后的原因

巫仁恕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撰文指出：明清时期中国旅游的硬件设备发展的程度已经相当高，可是到了18世纪以后，来华的西方人观察中国旅游设施并与其本国或欧洲作比较时，过去中国的优势逐渐不再。为何中西方在此时期内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如果拿西欧的英国来作比较的话，会发现在16、17世纪，英国的旅游活动还只局限于少数贵族与士绅阶级，旅游的设备还很落后；而晚明的中国已呈现相当进步的大众旅游，亦即士庶阶层都热衷旅游活动，而且旅游设施已逐渐走向商品化。但到18世纪后期，英国在旅游方面出现飞跃性的发展，许多旅游相关的设施出现新的突破，如旅游指南与地图大量出版，里程碑与路标逐渐在各路间树立起来，道路也因为采收费制而使路况维护良好；马车在技术上的改革不但使速度加快，而且避震的车轮装置使得乘坐者更觉舒适；客运马车非常普及，甚至还订出发车与到达的时刻表；至于英国的旅店更是欧洲人欣羡的地方，不但设备齐全，还提供许多服务。相对地，中国的旅游文化到了18世纪虽然也有发展，但是速度并不如英国。当欧洲旅游文化最先进的英国人在18世纪来到中国后，比起17世纪末法国传教士的印象，所作的评论更加深刻，在作为中西旅游文化的比较上更具代表性，也说明了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并没有革命性的突破，以致逐渐落后于英国。

唐代文言小说繁荣与科举制度盛行有关

俞钢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撰文指出：唐代文言小说的繁荣，与科举制度盛行及其造成的文化风尚直接有关。唐初设进士科取士，其考试科目格局随时而变，直到高宗时才基本定型。进士科的发展，唐初只考用骈文完成的策，后来加试以诗赋为主的杂文，又不断增加贴经的内容，但要求并不高，主要是为了防止试策的庸浅和试杂文偏重声韵。这些科目和要求，实际上构成了应试举子的修业内容和基本素养。唐代科举制度的盛行，始终不废杂文诗赋考试，尽管带来了一些弊病，但也使科举士子长久保持着对杂文诗赋的偏好，具有用文学形式表达思想感情的能力；由科举考试倡导艺实的变化，则促使科举士子提升经义吏道的素养，转而更多地关注学术和现实；而科举取士角逐奔竞的局面，又造成一些科举士子于场外征异话奇的意趣。这一时期文言小说繁荣与科举制度盛行之间的关系，可以从文言小说的作者身份和作品内容中，找到结合点。显而易见，唐代科举制度盛行给文言小说创作带来了丰富的素材，而科举士子假文言小说叙写科举环境下的现实人生，施之藻绘，扩其波澜，则将文言小说创作推向了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