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3期推荐论文简介

心理学是传统哲学认识论的“终结者”

何云峰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3期撰文指出：从历史发端意义上，心理学独立出来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试图用所谓科学的方法去解决哲学认识论提出的问题。正是因为如此，心理学实际上成了传统哲学认识论的“终结者”。现代科学心理学基本上终结了传统的哲学认识论，将认识论转变成了具有实证科学性质的、研究整个心灵的科学体系。尤其是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出现，基本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回答传统哲学提出的绝大多数认识论问题。首先，由于现代心理学跟哲学一样具有对一些具体学科加以综合的性质，而且关心的是人的心灵过程，所以整个现代心理学（学科群）就是认识论。其次，现代心理学基本包含了传统认识论中的所有问题。随着心理学作为学科群的发展，其内部作为研究认知问题跟研究其他心理现象的分支也越来越多。于是，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科学开始更加深入而专门地研究传统认识论提出的许多问题。认知科学跟认知心理学的问题域有很多交叉的地方，也研究认知过程的问题。它是认知心理学流派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是研究人类感知和思维信息处理过程的科学，主要是在生理学、神经科学、脑科学、语言学和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上兴起的。当心理学领域出现用现代信息加工的理论来研究认知问题的时候，作为整个心理学的一个流派，认知心理学就产生了。当这个研究方向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的时候，认知心理学就相对地独立成为认知科学。认知科学是现代心理学、信息科学、神经科学、数学、科学语言学、人类学乃至自然哲学等学科交叉发展的结果。

新加坡的“亚洲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的区别

龚群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3期撰文，探讨新加坡的“亚洲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的区别。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加坡在将传统价值观升华为共同价值观的同时，提出了一个新概念：“亚洲价值观”。亚洲价值观的核心是：个人服从社会与国家，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即强调社会与国家的至上性，个人利益必须服从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亚洲价值观从伦理上看，是一种整体主义的价值观；从政治上看，是一种威权主义的价值观，强调秩序与服从，强调忠诚与责任，而不重视个人权利。就“亚洲价值观”这一提法而言，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亚洲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丰富的区域，在这广阔的土地上，活跃着儒家、佛教、印度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各地区的风俗习惯也差异极大。怎么能够说有一种统一的亚洲价值观，或一种有共性的亚洲价值观呢？亚洲的经济文化以及价值观体现并不是单一的。而亚洲价值观的“亚洲”，实际上仅限于东亚国家和地区；新加坡把现代青年中的不良习气以及不良社会风气归因为受西方个人主义影响的结果，但是，西方也有东方人所相信的孝道、诚实、关怀与礼貌的行为；个人主义是新加坡政府所认为的最应防范的道德上的大敌。而什么是个人主义？新加坡的理解似乎是不确切的，有一个习惯上的模糊概念需要澄清，即个人主义不等于自私自利。在中国，习惯上将自私自利的行为称为“个人主义”，与政府所提倡的集体主义精神相悖。同时，这也与长期以来个人利益被忽略有关。在新加坡由于华人居多数，受中国影响也把个人主义与自私自利相混淆。实际上，在西方社会，个人主义与自私自利是两个概念而且并不混淆。自私自利不仅指过分关心、看重自身利益、不关心他人、不顾及他人利益，而且意味着可能损害他人利益。这在美国这样的个人主义社会也是要遭到谴责的。也就是说，个人主义不仅有负面的因素，同时也有积极的因素，新加坡不能一概否定之。个人主义肯定个人的成就意识、竞争意识、自我实现意识，这些都是保持新加坡的竞争力所必需的。而把群体主义的价值观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势必导致竞争力下降。在新加坡，处理好群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对应关系，竞争力无疑还会加强。还有人认为，新加坡一贯强调种族和睦、团结互助、互相依存，使新加坡成为东亚的明珠，在此前提下，如果更为注重个人成就将不会是件坏事，因为这与群体主义的价值取向是相辅相成的。

政府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应该“科学有为”

何精华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撰文指出：政府是科技创新活动的组织者和服务者，政府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应该是“科学有为”而不是“盲目作为”，更不是“无所作为”。“科学有为”是自主创新作为国家战略对政府能力提出的新要求和一个必须回答的重要命题。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强调政府的“科学有为”，就是要求政府明确自己的责任和定位，最大限度地承担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组织者和服务者的义务，不断提高驾驭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能力，努力营造全社会的创新氛围，使得民族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得到极大地提升。“科学有为”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范畴：（1）从空间上讲，“科学有为”，是指政府能够从我国实际出发，立足于我国自主创新实践，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道路；（2）在时间上讲，“科学有为”，是指政府在自觉革除计划经济体制下全能型政府的种种弊端之后，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管理模式；（3）从内容上讲，“科学有为”包括作用和能力两个方面。一个“科学有为”的政府，应当是最大限度地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需要，能够以最有效的方式提升民族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政府；（4）要使政府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有效地发挥出作用，就必须优化政府的内部机制，提高政府的行政能力，使之获得发挥上述作用的能力。评价政府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是否“科学有为”，主要着眼于两方面，即考察政府促进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目标的实现情况和政府能力的强弱。包括增强政府对自主创新活动的协调组织能力，提高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达到树立政府权威，塑造政府形象，提高政府的服务对象——产、学、研各个方面的满意度的目的。

提高公共性和工艺性应是中国公共管理的双重使命

曾峻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3期撰文指出：公共管理的双重价值与中国公共管理的双重使命是公共性与工艺性。当前中国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集中表现为公共性和工艺性的双重缺失，因此提高公共性和工艺性应成为中国公共管理发展的双重使命。发展公共性的任务和途径包括（1）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重点是理顺国家的基本政治关系，如党内关系、党际关系、党群关系、党政关系、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关系，政民关系等；（2）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理顺后的政治关系要上升到宪法法律的高度，党、国家和社会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要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的广度，扩大政务党务公开的范围，加大新闻舆论、权力和司法等外部监督力度，使任何一个机构和任何一个人都真正置于制约之中；（3）切实转变政府职能，重点是理顺政企关系、政经关系、政社关系、政事等各种公共管理组织之间的关系，积极培育发育政府以外的社会公共组织和民间公益组织，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各司其职而又相互合作、共同治理的局面。发展工艺性的任务涉及面更加广泛，技术层次的内容更加多。第一是总体意识。公共管理发展缺乏总体思维，将制约具体领域或环节上改革的推进。第二是“常识”意识。公共管理需要学习外国，引进“高精尖”的理念、方法和技术，但中国当前及今后较长时间里需要更多的是对基本关系、基本体制和基本观念和基本方法的普及和运用。第三是建设意识。改革开放实施28年后的今天，当计划经济渐行渐远的时候，我们应该多些“立”的努力，多些建设意识和建设能力，从制度的“基础设施”入手，在打碎传统体制的同时，不断建设适合时代要求的新体制和新机制。

《游仙窟》现存最早本子被考订

李时人，詹绪左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3期撰文，考证了《游仙窟》渊源，指出了最早的两个本子。唐代张鷟(字文成)的小说《游仙窟》很早就在中国本土失传，但在东邻日本却得到广泛传播，影响深远。故近世以来日本多有学者从事《游仙窟》的传播影响以及版本、翻释、训读、旧注等方面的研究。19世纪末《游仙窟》回归故土后，亦引起了很多国内学者的重视。不过，日本现存的《游仙窟》古钞本和古刊本很多，文字有一定差别，异体字、俗字也很多。根据对日本现存《游仙窟》古钞本和古刊本进行考察，认为这些本子可以分为“白文本”和“有注本”两种类型。现存最早的“白文本”康永三年(1344)“醍醐寺钞本”所据的是正安二年(1300)的本子；而现存有“文章生英房”序和正文双行夹注的刊本“江户初期无刊记刊本”(“庆安五年刊本”是其同板异刷本)原本可以上溯到文保三年（1319），虽比“醍醐寺钞本”所据原本晚20年，却比其抄写的时间要早25年。“醍醐寺钞本”在抄写时曾利用过与“无刊记刊本”正文和注文相同的“有注本”，说明醍醐寺钞本与“无刊记刊本”的“祖本”应该有一定关系。文章认为，虽然“醍醐寺钞本”和“无刊记刊本”是日本现存古代所有《游仙窟》本子中渊源最早的两个本子，但“无刊记刊本”更适宜作校勘的底本。

《金瓶梅词话》有五回确为“陋儒补入”

明代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首先提出《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存在“陋儒补入”的现象。蒋朝军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3期撰文，指出《金瓶梅词话》有五回确为“陋儒补入”。文章详细地梳理了词话本一百回的情节、回目和结尾方式，比勘了词话本和绣像本的异同，从四个方面来论证这一论断的正确性：一是词话本这五回中大量存在和其他九十五回相互抵牾之处；二是绣像本对词话本的改写方式在这五回中显示出不同于其他回的弥补缺陷的特征；三是这五回的回目和结尾方式和其他回相比表现出差异；四是这五回征引小说、话本和戏曲的方式和其他回相比表现出差异。据此分析证明，这五回为后人补入具有若干可能性。以上若干可能性相加就可以得到一种现实性：即《金瓶梅词话》词话本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是“陋儒补入”的，也就是说沈德符的论断是真实可信的。

《魔术师》谎言的政治隐喻和美学价值

彭青龙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3期撰文，向国内读者介绍作为了彼得·凯里的《魔术师》。文章以后殖民主义为语境，结合新历史主义文论，解读“魔术师”的谎言故事所彰显的政治隐喻和美学价值：写回殖民历史，建构文化身份。澳大利亚文化代言人的彼得·凯里，借《魔术师》之言描绘了一个充满谎言与牢笼的世界，透视这一世界，看到了当代澳大利亚人建构独立文化身份的历史负荷与现实困境。《魔术师》是彼得·凯里打破帝国文化代码、建构民族叙事的一次尝试，其焦点主要集中在揭穿殖民历史中的两个谎言：“澳大利亚过去是被人‘发现’的无人居住的大陆；现在是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和敢于反权威的民族。”小说通过讲述流浪汉赫伯特·拜杰葛瑞一家三代试图建立民族航空、汽车工业，而最终梦碎人去，家园变成了“最佳宠物商店”的离奇故事，表现了澳大利亚人追求个人、民族理想的现实困境：澳大利亚人文化身份受到的外来殖民力量的影响。彼得·凯里的文本中没有伟大人物和宏伟叙事，而是以历史小人物拜杰葛瑞一家的趣闻轶事为主线，生动再现了澳大利亚人的真实生活和民族心理，从而根本上消解和颠覆了充满谎言的殖民历史。然而，彼得·凯里的《魔术师》不仅仅是解构历史文本的谎言，更重要的是刻画为谎言所困的生存状态以及在这种生存状态下的民族心理。在后殖民主义的语境下，即使是移民国家中具有民族自立意识的爱国者，也无法摆脱历史文化的羁绊，表现出对帝国文化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彼得·凯里的《魔术师》似乎向读者传递出这样的信息：澳大利亚人虽然建造了具有文化表征的标志建筑，但它只不过是一个牢笼式的建筑物，身在其中的人并不自由。

国际传播中的出境信息控制中的“最佳原则”

程曼丽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3期撰文，提出国际传播中的出境信息控制中的“最佳原则”。对于国际传播中的信息出境的管理与控制，各国政府的“强”与“弱”是随着变量的变化在两极之间进行着某种变动与调整。那么，政府在进行传播控制“强”与“弱”的决策时到底以什么为依据，有没有客观的标准？作者认为，客观标准是有的，这个标准就是所谓的最佳标准（或最佳目标），需要说明的是：（1）学者的“最佳目标”与政府的“最佳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一致的。学者在理论层面上构建的目标往往是理想化的目标，是抽象掉了具体条件的模式与模型；政府也有自己的“最佳目标”，这个目标则因更多地考虑到实施过程和执政成本等方面的因素而与学者目标具有一定的差异。学者以其设定的目标衡量政府，不断地对政府进行批评、谴责，呼吁政府改变现状；政府则在与学者的磨合中，在希望达成“最佳目标”的努力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双方形成了非合作的博弈关系。在博弈的过程中，政府越来越接近“最佳目标”（虽然不可能完全达到），学者也在对政府的批评中调整自己的理论构想和提出新的目标。国家越是开放，社会的民主化程度越高，政府与学者的这种互动就越频繁。这就告诉我们，在一个国家中，学者对政府的批评和政府政策的相机调整，是正常的事情，它并不意味着政府出现了更多的问题，而恰恰说明政府正在向着“最佳目标”（也就是最适宜目标）前进，同时也说明国家的民主化程度和开放程度的提高。(2)由于国情和具体情况不同，每个国家“最佳目标”的设定是不同的。每个国家的“最佳目标”都有其质的规定性，正是这种质的规定性决定了一国采取什么样的传播控制手段与方法。(3)由于客观事物处于不间断的变动与发展中，一个国家此时的“最佳目标”与彼时的“最佳目标”很可能是不一致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非正常状态下不能以和平发展时期的目标为“最佳”，反之亦然。如果非正常时期采取和平时期的传播控制方法，或者和平时期采取非正常时期的传播控制手段，就会出现问题，甚至会使国家陷入混乱状态。

                                                                              (吴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