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二期提要 {enter newline}{enter newline} 构建和谐社会首先应当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 {enter newline}余源培在《构建和谐社会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文中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体现。这一战略任务的提出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可从人与自然和谐、经济与社会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三方面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应当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和而不同”的辩证思维原则、促进公平与正义的原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其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必须坚持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不能将“人”简单等同于“经济人”。在从亚当·斯密开始的西方思想家的理论中，“经济人”的基本属性是“自私自利”，它不应当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导向。我们所要坚持的“以人为本”，不允许任何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而保障少数人利益的做法。这里所说的“人”，同时又是“类”存在意义上的人，是可持续发展意义上的人，追求的是人类世代相继走向不断完善，防止中断和逆转。（《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经济正义 毛勒堂《和谐社会与经济正义》一文中，立足经济哲学的视阈，解读了“和谐社会”和“经济正义”的本质内涵,并揭示了两者的内在关联，阐述了的价值支援和实践自觉。文章认为，经济正义的某些缺失或多或少地成为引发社会分配不公、贫富悬殊、人心失衡、社会失序以及生态恶化等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严重障碍。 {enter newline}经济正义包含了对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经济关系的正义价值追问和哲学反思，包括对经济生活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问题以及经济财富与意义世界关系等问题的理性思考，从而在现实的经济生活展开过程中，不仅要遵循经济的合理性，更要注重经济的合目的性；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率，更要注重生命关怀；不仅要维护自我的利益，更要捍卫他者的尊严。在经济哲学的视阈中，经济正义不停留于经济学（增加国民财富的科学）的范围仅考虑经济的资本性质方面，更持有从哲学（追问存在的意义）的原则高度考量经济的合目的性根据。这就是说，经济本身不应成为人类生存的最高理想，而只能是实现人的福利、满足人的需要和抱负的工具性质。所以，在现实的经济生活过程中，我们必须审视社会经济制度的安排是否具有正义的价值内涵，现实具体经济活动的展开是否遵循正义的价值原则，从而在经济生活中以经济正义理念为牵引，诉求经济制度正义并关心经济活动中的生产正义、交换正义、分配正义和消费正义，同时关注代际经济正义和国际经济正义。唯有如此，一个具有物质丰富、充满意义关怀的和谐社会才有可能有效地建构。（第2期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 货币职能的新表述 张昆仑的《关于货币职能问题的新探讨》一文中指出，现行政治经济学及货币银行学将货币职能概括为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是不恰当的，应改为价格尺度（或交换价值尺度）、流通媒介、贮财手段、延付手段，且认为“世界货币”只是按货币发挥职能作用领域大小而划分的货币类型，不应认为是货币的职能。(第2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 {enter newline} {enter newline} “风趣”不是“机趣” {enter newline}邱美琼的《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风趣”与“机趣”论》一文中指出，“风趣”与“机趣”是“趣”的两种审美形态。“风趣”与“机趣”作为两种具有普泛意义的“趣”的美学形态，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区别的。两者的区别大致体现在如下一些方面：在审美质性上，顾名思义，“风趣”主要偏重在“风”，“机趣”则主要偏重在“机”。“风”是创作者思想感情在艺术表现中的自由呈现，是一种因思想感情的自由流动而呈现出来的“美”。“机”则主要指艺术传达与接受过程中所内含的智慧因素，这种智慧因素，不仅在一般的选材、构思、布局、用语等方面体现出来，还体现为结合作品所创造的艺术情境或具体的欣赏场景，以特有的、出人意外的方式突然“阻断”、或“牵引”开人们一般的审美流程，在某个细节或关键处，不失时机地抛出一个“包袱”，从而引起人们审美欣赏思维上的逆转或扩张。当然，“风趣”中思想感情的自由呈现也必然包含智性，但其智性与“机趣”中的智性在程度上还是有所区别的。(第2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 {enter newline} 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创作的不足 {enter newline}杨剑龙，周旭峰的《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创作》一文，认为：在世界生态文学发展的影响下，人们往往将生态文学又称为环保文学，其实环保仅仅关注社会与环境之间的问题，而生态更注重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既关心人对自然的作用，也关注自然对人的影响，强调自然万物与人的联系，关注人在自然中的地位。近些年来，虽然我们的生态文学创作已有所成就，但是从总体上看仍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1）生态文学创作大多仅停留在生态被破坏的揭露展示方面，缺乏对于生态问题更为深入的思考和探讨；（2）生态批评理论研究处于滞后状态，尤其缺乏对于中国哲学传统中生态思想的研究与继承；（3）生态文学批评尚未得到文学批评界足够的重视，仍是零敲碎打式的批评，尚未在文坛形成气候。（第2期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 左翼文化界关于鲁迅思想“转变”讨论的背后 {enter newline}张宁《1936－1941：两种焦虑——左翼文化界关于鲁迅思想“转变”讨论的历史考察》一文指出，把中国左翼文化运动视作一个整体，还是一种复合体，是重新解释这场文化运动的关键。在将之视为一种复合体的视野中，原来被遮蔽的事件和意义便会重新敞开。鲁迅逝世后的最初几年，左翼文化界就鲁迅思想“转变”问题曾有过持续的讨论。在这些讨论甚至争执中，不自觉地隐含了两种不同的焦虑，一种是维护鲁迅思想遗产之完整性和独立性而又难以寻找到明确批评对象的焦虑；另一种则是感到鲁迅与自己一致而又不一致的焦虑，并通过把鲁迅纳入终极化的理解中，来削平这种不一致感。这两种焦虑皆是潜在的，却体现了左翼文化内部两种不同的发展脉络。（第2期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 {enter newline} 伪满洲国时期的作家群落 {enter newline}1932年到1945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炮制一个伪满洲国。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政治高压，经济盘剥，文化入侵，生活在东北地区的人民噤若寒蝉、如履薄冰。尽管如此，这个区域同样生活着以文学为业的人群，他们生产了大量的作品。这些作品自然是庄严与无耻共存，闲情与媚情同在。这些写作者用文字来感受粗砺的异态的生存时空，把一种特殊的生活体验、精神感受和审美追求带入文学，致使1932-1945年的东北地区出现了区别于其他时段、地域的独特的文学图景。然而，这个特定时空的文学景观，始终没有很好地呈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叙述中，几十个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轻易地涂去了这个时空的文学，偶尔提到，也被淹没在“沦陷区文学”和“抗日文学”的宏大叙事中，或以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群”的文学代替之，还有的文学史采取最简单化的办法，一概斥之为“敌伪文学”、“汉奸文学”。刘晓丽的《被遮蔽的文学图景——对1932－1945年东北地区作家群落的一种考察》一文，则以生活在1932-1945年东北的作家及他们发表在当时当地传媒上的文学作品为主要考察内容，梳理出当时不同文化身份的作家群落及其创作情况。（第2期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 现代汉语祈使句句末语气词的分布存在选择性 {enter newline}齐沪扬，朱敏的《现代汉语祈使句句末语气词选择性研究》一文认为：现代汉语祈使句句末语气词的分布存在选择性，其原因与祈使句的类别及主语人称有关。选择差异表现为：（1）肯定式带语气词的比例高于强调式和否定式。（2）各类别祈使句句末语气词呈现出较明显的分布差异性。肯定式以带“吧”及“啊”的变体为主，强调式多见“啊”及其变体，而否定式常用“啊”及其变体以及“了”与“啊”的合音变体。（3）同类别不同人称句末语气词的分布频率存在差异，差异性与祈使句主语人称的标记性有关。（第2期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 乡约与宗族之间的复杂关系新探 宗族具有悠久的生命力，作为前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之一一直存在下来。因此不能否认宗族作为乡村社会运营中的重要因素而发挥作用这一点。明清时代的乡村组织里甲、保甲、乡约等也和宗族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迄今为止的乡村社会研究中对宗族和乡村社会组织关系的研究还没有充分进行。韩国学者洪性鸠的《明代中期徽州的乡约与宗族的关系——以祁门县文堂陈氏乡约为例》一文，通过分析明隆庆六年(1572)徽州祁门县文堂陈氏所施行的《文堂陈氏乡约家法》,试图发现乡约与宗族之间的复杂关系。(第2期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 近40年来的盛泽镇研究 {enter newline}罗婧最近撰文，对近40年来盛泽镇研究做了述评。自傅衣凌讨论江南市镇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以来，盛泽镇一直被学界视为经典案例。近40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界从市镇的兴起、发展及其现代化、商品流通和以市镇为结点的市场体系、丝织品的专业化生产等方面，以盛泽为个案或为例进行了考察，并展开了更为深入的讨论。文章就此作一回顾，为江南市镇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提供参考。（第2期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 {enter newline} 当代欧美公共哲学研究在当代 {enter newline}周菲最近撰文，对当代欧美公共哲学研究做了述评。文章认为当代欧美公共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领域、公共性、公共理性以及公共生活伦理等方面，欧美哲学界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中比较明显地表现出后现代主义倾向、新实用主义倾向和共同体主义倾向。欧美公共哲学的研究建立在对市民社会的认识基础之上。市民社会为欧美国家的市民提供了一种公共生活环境，并使得他们必须要面对市民社会中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公共生活的质量问题、公共生活伦理规则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哲学研究应运而生，它是对当今世界日益凸显的“公共性”问题的回应，体现了人类对公共生活合理性的追求。(第2期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 经济现代化的本质是文化创新 {enter newline}陈荣耀的《制度、文明与现代化的历史思索》一文，认为：经济现代化的本质是文化创新。当一个社会的制度文化、文明程度和人的素质全面走向现代化时，这个社会也就创造了现代文明。只有当制度创新保证一国经济持续而又稳定地前进时，当人的素质不断提升时，当社会法规深入到每一个公民时，中国经济的现代化才能来临。文章认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将决定其经济发展的层次，而制度效用在于保证其经济列车持续而高速地前进。由此可见，制度文明构成为现代文明的基础。而人的素质提升，构成全部进程的关键。(第2期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 数字信息交流中的无秩序和混乱 {enter newline}吴志荣的《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间的博弈——探究数字信息交流方式对社会的影响》一文，对数字信息交流中的无秩序和混乱做了思考。文章认为：数字信息交流由于其具有全方位、高效率、互动性和个性化以及出现了基于“虚假身份”的交流形式的特点，一方面能使人们获取信息的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另一方面对传统的社会信息交流秩序产生了冲击，并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无秩序或混乱状态。建设和完善伦理道德体系、弘扬先进的文化、构建相应的法律体系、继续发展信息技术是克服无秩序状态的有效方法。(第2期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 {enter newline} 2004年间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理论前沿 {enter newline}林雅萍最近撰文，对近年来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的理论前沿，进行了全方位的扫描。从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的扩张；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与研究渐成规模；引进多种分析方法；理论视野的拓展；学术交流面规模的扩大；学科格局渐趋完整等六个方面进行了理论性的阐述。关于2003到2004年间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前沿的探讨，还有一些，但是，上述基础理论的研究，应该是当前学术研究中最主要、最迫切的。相信这些前沿性的理论研究的突破和进展，会给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实务性操作研究课题带来理论的春天。(第2期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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