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1期摘要

章培恒再谈《玉台新咏》撰录者

六朝重要的诗歌总集《玉台新咏》到底是谁编纂的？现已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备受古典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复旦大学章培恒教授发表《再谈<玉台新咏>的撰录者问题》（2006年第一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与不同意见的学者争鸣。

2004年，章先生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通过对徐陵《〈玉台新咏〉序》的解读，论证此《序》明确宣告《玉台新咏》为宫中的一个宠妃所“撰录”；论证徐陵不可能自己编了此书却假托为王妃所“撰录”；再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及刘克庄《后村诗话》、严羽《沧浪诗话》等材料，论证目前所见《隋书·经籍志》的著录《玉台新咏》为“徐陵撰”乃是“徐媛撰”之误；得出《玉台新咏》为宠妃张丽华“撰录”的结论。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不少学者表示赞同或基本赞同，汝信等主编的《中国学术年鉴》把这篇论文作为2004年中国文学研究最具代表性的论文来介绍。但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商榷意见。

章培恒作此《再谈》一文是对邬国平、樊荣先生商榷的答复。此文的观点：通过回答邬国平的商榷，对《〈玉台新咏〉序》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作了仔细的剖析，对该《序》作了进一步深入的解读，证明《序》确实宣告了《玉台新咏》为“丽人”所“撰录”。同时也回答了邬文中所提出的一些较次要的问题。通过对樊荣先生的回答，指出了“假托”说的没有依据。所以，进一步申述了《玉台新咏》为宫中宠妃所“撰录”的见解，也把《玉台新咏》撰录者的讨论推进了一步。

    2006年第一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还发表了复旦大学古籍所谈培芳教授对《玉台新咏》版本研究的补充。她得出的结论，有力地支持了章培恒教授《玉台新咏》为宫中宠妃“撰录”的见解，同样引人关注。

中国美学存在异化的知识生产状况

中国美学是一门在20世纪新生的人文学科，由于从一开始就深受西方哲学美学及其叙事方式的影响，使其自身在学理内涵、学科结构及学术话语等方面一直存在诸多相当严重的问题。在这许多问题中，最严重的莫过于中国美学的“本体不明”，或曰“中国美学不像中国美学”、“中国美学只是西方美学的一种现代汉语版”，其结果自然是直接遮蔽了中华民族的审美经验与需要。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发表劳承万的《研究中国美学的若干方法论问题》等三篇文章，就要改变中国美学这种异化的知识生产状况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一是通过先验批判建构出具有相对纯粹中国学术内涵的元概念与元叙事，为中国美学精神的复活与话语再生产提供一种合法的现代语境；二是对作为中国美学精神之本源的诗性文化与诗性智慧进行发掘与重构，为当代中国美学的理论建构与学科建设提供大量真实可靠的本土性学术资源。劳承万在反思中国现当代美学是“西方美学在中国”之基础上，提出美学在学科形态上应有哲学体系型美学与诗性智慧型美学两种，并具体论证了引入康德的美学智慧（美是道德的象征）去梳理、建构中国道德美学本体论的可能性。文章指出：研究中国美学面临着一体两面的难题：一方面要建构道德形上美学（外），另一方面又要相应地转换思维方式（内），“合内外之道”，这才是我们的目标。

中国和平崛起的关键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学明最近发表《人的全面发展与中国的和平崛起》（《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提出中国和平崛起的关键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中国的崛起会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关键在于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会不会在世界上到处争抢资源，会不会在因资源短缺所引起的世界性伤口上再重重地撒上一把盐。只要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即只要坚持不是以物质消费为中心而是以促使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那么中国对资源的需求就会是适可而止的，它追求的必然是生活的质而不是量，而当它发现，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已损害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就会自觉地去调节开发利用资源的数量与方式。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这些中国的领导人正一步一步地突破以消费为中心，使中国朝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前进。这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最强有力的保证。中国的新的领导集体差不多是同时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平崛起”的概念的，这两者本来就是一套完整思路中的两个不同的组成部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就是中国领导人所倡导的致力于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并致力于发展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资源的战略。如果要真正贯彻“科学发展观”就必然要坚持这种开发和利用资源的战略，而倘若坚持这种开发和利用资源的战略，那么中国的崛起必将是和平的崛起。

李希光提出政府的媒体战略：“新闻执政”

当前，传统主流媒体已进入困境。从议程设置能力上看，传统党报有能力制造议程，但无能力传递议程；反映新兴政治经济精英声音的市场化报纸和廉价的都市类大众化媒体及反映各种声音的网络媒体不仅有能力制造议程，同时又有能力传递议程；从营利看，市场化大众媒体和新型政治经济经营媒体属营利媒体，而多数党报是不营利媒体。因此，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教授李希光最近撰文《新闻执政：现代政府的媒体战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就政府执政面临新的新闻环境提出策略性建议。

文章认为，今天的媒体不是政府的中立传播者、也不是政府的解释者，更不是政府的准确传播者。今天的媒体对中国政治的议程设置和话语的影响举足轻重，明眼人都可以看到，新兴的精英媒体有自己的政治目标。如果一个媒体有自己的政治目标，它其实就已经演变成了某种形式的政治权力。今天的精英报纸的编辑和评论家已经不是客观的记者了，而是挥舞报纸的政治宣传家。记者编辑是在根据自己或其媒体老板的政治价值和政治目标去报道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去解释世界应该如何运作。今天的媒体，既是商业企业，也是政治部门。媒体作为政治部门，通过大众文化产业，带来了意识形态霸权。面对这样一个新兴的政治权力部门，今天的政治变成了媒介化的政治。

因此，政府通过新闻执政，媒体通过新闻改变政治进程，并影响各方政治力量对比。面对媒体越来越大的政治权力，政府必须在媒体战略上有所创新，即采取新闻执政的媒体战略。新闻执政的媒体战略要求新闻发言人和政府官员应该具备新闻记者的视野，用记者的新闻眼光审视政府的工作程序。在当今国内外复杂的条件下，党和政府急需从“宣传”变为“新闻”，要把信息变成“新闻”。政府的执政战略与媒体战略密不可分。政府要学会把政治价值变成新闻价值，把政府工作变成新闻工作的一部分。媒体战略不是短期的危机应对策略，而是政府长期的新闻政策。通过政务公开可以显示政府是个有责任的政府，让公民了解政府正在讨论的政策与公众密切相关，让公众关注，从而引导公众参与民主决策讨论和辩论。

徽州文书是怎样发现的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发表两篇关于徽州文献研究的文章，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极具文献价值。复旦大学王振忠教授的《清代一个徽州小农家庭的生活状况——对<天字号阄书>的考察》，是关于清代徽州分家文书的考察。而安徽大学翟屯建的《徽州文书的由来、发现、收藏与整理》则对徽州文书的由来、发现、收藏与整理进行了爬梳，以廓清源流。文章对徽州的地权赋役文书、宗族文书、商业文书的发现情况做了披露。

徽州文书是随着徽州文献古籍的外销而被发现的。建国初期，有些人把古旧书籍和文书当成封建糟粕，大量变卖焚毁。郑振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得知徽州古籍大量被破坏的消息，于是向当时的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提出“保护、抢救徽州古籍”的建议。在曾希圣的过问下，徽州地区成立屯溪古籍书店，专门进行抢救性收购古籍。据原屯溪古籍书店负责人余庭光回忆，1957年夏天，余庭光到祁门县供销社废品收购站库房挑选古籍，发现堆积如山的废纸品几乎全部都是各个朝代遗留下的契约、鱼鳞册之类，它们年代久远，有的竟然是宋代之物，有的还按了手印画了押，觉得有些价值，如果作为废品处理掉可惜了。于是便以8分钱一斤的价格，把这些“废纸”全部收购了下来，整整装了30麻袋。就是这一偶然的举动，揭开了“中国历史文化第五大发现”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