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1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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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俄罗斯精神根源于康德的伦理学体系

《康德伦理学在俄罗斯民族生命中——关于康德伦理学思想的一种跨文化阐释》（刘士林）认为，现代俄罗斯精神根源于康德的伦理学体系。在面对俄罗斯近二三百年的历史之谜时，人们也总是不免要产生这样的疑惑，即这个本来野蛮、落后、没有文化的民族，何以在短短一两个世纪中就获得了这样高度的精神发展。像超越时代的理想主义，彻底清醒的批判现实精神，以及他们对于正义、善良和爱的刻意执着，所有这些现代俄罗斯精神都很难从它的古典传统中得到解释。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们只能根源于康德晦涩的伦理学体系。这两者之间的本质联系可以表述为，康德为现代俄罗斯提供了关于伦理实践的先验构架，而俄罗斯人则以不屈不挠的奋斗牺牲承担了那种崇高的道德律令。一言以蔽之，这是伟大的思想形式和强劲的现实力量的完美结合。对俄罗斯人伦理实践的分析表明，一个民族只要能够从康德哲学中获得那种纯粹的义务观念，只要他们能够敢于承担这种人的义务而不被任何苦难和牺牲所屈服，那么，那种高高在上的和天上星辰一样庄严的道德律令，就完全有可能再现于普普通通的肉身生命中。2005年第1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人类的环境义务植根于不同价值共同体中

佘正荣在《价值共同体与环境义务》一文中指出，内在价值与系统价值是人类环境义务的必要前提，但依据这两个概念并不能直接得出人类的环境义务。人类的环境义务植根于人类在不同的价值共同体中的关系。

人类对自然存在物是否具有道德义务，在当代环境伦理学中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态度和主张，这就是环境伦理学中的人类中心论和非人类中心论。人类中心论以人类是惟一具有内在价值的主体为根本理据，得出人类只对自己的同胞具有环境义务的观点；非人类中心论则以自然界存在着不依赖于人类的内在价值和系统价值的理据，直接推论出人类对自然存在物具有环境义务的结论。文章认为，双方的理论前提尽管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它们都忽视了不同价值共同体中成员的性质，以及不同价值共同体的区别与统一，因而得出了两种片面的环境义务观。文章在重新理解内在价值和系统价值概念的基础上，以对价值共同体的分析来阐明人类既对自己的同类，也对生命物种和生态系统负有环境义务的观点。2005年第1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区域共同体：环境伦理的科学基础

郑慧子在《环境伦理的科学基础》中指出，人对自然有伦理关系。文章认为，环境伦理思想的产生作为哲学上的一种新的变化和走向，这件事情本身已经证明了人类通过自身的革命正在走向作为一个道德物种的实践历程，尽管在这个转换过程中人类自己内部存在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人类正是以这种角色参与区域共同体的形成和进化的。它的出现是人在自身的进化中开始走向文化自觉的结果，也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真正走向和解的开始。区域共同体是人从自然中走出，再以文化自觉者的形象与自然有机融合时的一种科学图景。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人与自然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存在主体，人是区域共同体中的一员，因此，我们就可以说，人类对这个共同体的和谐和共同繁荣承担着责任和义务，即人对自然有必然的伦理关系。环境伦理只有在这样的共同体的科学基础之上才能成立。

这样，在区域共同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种崭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图景的出现。这就是，由于人作为一个道德物种的自我意识及其实践的展开，就使得人与自然在这种新的空间形态中获得了不同于以往的连接方式。这种连接方式表现为一种新的法则的出现，我们把这种法则称之为“区域法则”。这一法则的核心思想即在于，在对待自然的态度问题上，我们不仅要以符合自然规律的（也即科学的）方式对待和利用自然，而且更要以一个道德物种的方式对待自然，换句话说，我们对自然的科学利用应当是以符合人的本质的规定性作为前提的。使用自然，这是我们作为一种生命不能也无法逾越的必然性，然而，在我们通过自然获得生命的支撑和发展的时候，我们却应当知道我们将以怎样的方式对待自然，同时，我们也将对自然作为我们生命的源泉，以及她对我们所做出的贡献，报有一种深深的敬畏之心。这种敬畏之心正是我们作为一个道德物种对待自然的一种态度。2005年第1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汉字文化圈在接受中国文化上的差异

日本学者矶部佑子最近发表《关于中国才子佳人小说在东亚传播的特征》，考察汉字文化圈在接受中国文化上的差异。文章指出，明末到清代的中国，由于商业活动十分活跃和农村结构的变化等原因，出现了广泛的识字阶层，使得大批廉价书籍上市。当然，越南、朝鲜半岛和日本等国也希望购买到这些书籍。比如，据《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的研究》，江户的商人们在众多的货物中就有购买来的大量小说书籍。本来书籍购入的目的大都是为了学问，是要通过这些书籍学到中国文化。但是，即使购入通俗小说，由于能阅读用口语写的书籍的人有限，在通俗小说的传入和接受方面，可以看到与接受儒家学问书籍不同的状况。特别是在考察属于中国代表性小说如《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极为通俗的小说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汉字文化圈的越南、朝鲜半岛和日本在接受中国文化上的特殊性与差异性。文章以《二度梅》和《好逑传》两部作品为例，考察越南、朝鲜半岛和日本对汉字文化的接受情况，以及对其背景加以分析。2005年第1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清代“多向型小说”的特色及其产生背景

荷兰学者章因之：以《绿野仙踪》为个案，对清代“多向型小说”的特色及其产生背景进行研究。文章认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分类历来多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说法为主，即认为明代大都为单向型的。文章认为明以后，尤清代小说多为“多向型”。作者分析了《绿野仙踪》为代表的这类“多向型”小说，指出其成因、特点及存在之必然。文章认为，《绿野仙踪》作为多向型小说在清中期出现绝对不是一种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而是古典小说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某种必然趋势。它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上承小说带自摇篮的特性，中承小说通俗化的巨流，下承文人独立创作后的“文人情结”和“创新”，一切水到渠成，尤如百川汇海。其作者李百川的名字，也正巧合了这一比喻。或许，不仅仅是巧合而已。2005年第1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清末报纸副刊的小说：中国小说史上的小环节

新加坡学者辜美高，严晓薇最近撰文，对清末新加坡《叻报》附张的小说进行研究。清末中国境外的中文报刊其副刊也常登载小说，从小说文献与小说史角度来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料。例如，香港的报纸中，发轫于1900年的《中国旬报》，除报道新闻外，也设《杂俎》(后改名《鼓吹录》)刊登文学作品。与此同时，在新加坡的中文报《叻报》，创刊于1882年，要迟至1907年才有附张(相等于副刊)出现，附张中设有小说等栏目。虽然在辛亥革命前夕短短的几年，可是发表小说的数量却颇为可观，似乎值得治中国小说史、马华小说史者一顾。自从戊戌改良政治失败以后，康梁奔走海外，积极办报，鼓吹新思想，梁启超更认为小说是改良社会的利器，故小说受到史无前例的重视。报纸副刊刊登小说，乃是顺理成章的事。由于历来学者比较重视白话小说的研究，以致这个小说史上的小环节，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文章填补这个空缺。2005年第1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大众文化的“文化转向”意义

贾明的《文化转向：大众文化时代的来临》一文，对大众文化的“文化转向”的意义和价值进行了学术分析。文章认为，当代社会文化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转向，转向的标志就是大众文化的兴起。大众文化将审美的文化转向消费的文化，将神圣的文化转向世俗的文化，将批判的文化转向娱乐的文化，将灵性的文化转向技术的文化，将传统的文化转向时尚的文化。大众文化颠覆了经典文化的观念，改变了以往的生活和文化结构。大众文化利用大众传媒来制造流行，引领时尚，已成为传播文化时尚的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另外，对于中国的大众文化来说，它不是本土文化的产物，而是与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大众文化的进入有密切关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量西方技术和物质产品进入我国，西方文化也随之进来，成为影响我国当代文化的重要因素，同时也严重介入了我国大众文化的生产，西方的文化时尚很快也成为我国的文化时尚，这也促使我国大众文化加速脱离了本土文化的根基，加入到所谓“全球化”的文化之中。2005年第1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纪实才是小说叙事的本质属性

王成军最近撰文认为：纪实才是小说叙事的本质属性之一。文章吸取了新历史主义理论的精华，一方面解构了所谓的历史真实，传统的历史叙事都是文章所说的一切叙事皆是纪实的纪实范畴，把司马迁的史记与西方的历史都划入了纪实；一方面文章恢复了小说真实的本义，将普遍定论的小说就是虚构的伪命题，进行了重新阐释与建构，恢复了小说叙事的纪实的本质属性。换句话说，文章提出纪实是小说的本质属性的论点，就是对现代小说理论界存在的“扬虚构贬真实的隐行偏爱”之理念进行纠正。（《纪实是小说叙事的本质属性——中西小说叙事诗学论》2005年第1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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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詹姆逊的后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理论

在《评詹姆逊的后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理论》中，马良指出：詹姆逊作为西方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其文学阐释理论处于其整个学术思想的转折点。詹姆逊试图实现对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和后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超越，构建其后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阐释新模式。詹姆逊的新模式有两大基本原则：叙事和阐释相统一的原则和形式辩证法的原则。他旨在把文本、意识形态和辩证法统一起来理解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2005年第1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早期耶稣会士身份转变的适错过程

早期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传教策略的重大改变、以及早期耶稣会士从“西僧”到“西儒”身份转变的适错过程。当时的传教士并不知唐景教“借佛附佛”失败的命运，他们是在传教实践中发现佛教徒在中国士人中声誉不好、并逐渐制定“补儒易佛”策略的。虽说早期耶稣会士无明显的依附佛教之意，但借用佛教术语来为自己确定身份，都是无可否认的史实。在利玛窦“补儒易佛”策略制定后，耶稣会传教士们却极力回避甚至不惜篡改这段历史。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并未能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在两个版本内容的比较研究方面尚属空白。李新德最近发表《从西僧到西儒——从<天主实录>看早期耶稣会士在华身份的困境》，考证了新近影印出版的耶稣会士罗明坚撰写的《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文章通过此书与后期刻本《天主圣教实录》进行了比较研究。2005年第1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中国宗族组织的消亡的原因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宗族组织的态势——以徽州宗族为对象的历史考察》（唐力行）对中国宗族组织的消亡的原因进行了考证，指出中国宗族组织的消亡是革命的结果，不是自然变迁的结果。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大陆展开了急风暴雨式的土地革命，没收了祠田、学田、祭田等形式的族田，从而摧毁了宗族制度的经济基础。宗族中坚力量缙绅、地主、商人、仕子在历次政治运动遭到沉重打击。绵延数千年的宗族组织在华夏大地夭亡了。根据20世纪上半叶族谱、祠堂和族田的态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宗族组织的消亡是革命的结果。不是自然变迁的结果。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富有弹性的结构，以往我们只注意到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和土地的集散变动，而未遑论及政治制度的弹性。沉重的专制制度并非完全是一个僵硬的等级体系，它与民众之间有一个乡村相对自治的空间。其中介则是官民之间的宗族与士绅。这一方面使得国家行政成本大大降低，另一方面又实现了乡村社会的稳定。宗族与士绅以及由他们构成的地方网络使传统庞大的国家机器与民众之间形成富有弹性的政治结构。现代国家的建立过程中，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延伸，是否一定要以政府的直接威权取代乡村自治的权力？是否一定要破坏原有的基层结构？当着国家权力延伸到乡镇乃至村落时，社会结构便失去了原有的弹性。庞大的国家机器直接面对村民，这极度地加大了国家行政的成本，从而易造成贫穷和不稳定。我们注意到了城市培育中产阶层的重要性，却无视农村精英的流失。这又引发一个问题：现代化的进程为什么不应该是现代与传统的融合？2005年第1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歙县岩镇和柳山方氏环岩派：徽州乡村社会的缩影

韩国学者朴元熇在《明清时代徽州的市镇与宗族》一文中，对歙县岩镇和柳山方氏环岩派的史料进行了考证。过去明清时代市镇研究大部分集中于经济先进地带的江南平原地区，而对山地市镇——徽州市镇则较少注意。文章注意到，徽州的代表性市镇——岩镇在明代中期以后的逐渐繁荣，其过程可能与以岩镇为根据地的宗族中的一个支派势力的扩大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与平原市镇不同，使得徽州市镇在宗族文化上成为徽州乡村社会的缩影，呈现出其自身的特点。通过对徽州市镇与宗族的研究，有助于中国都市史研究的深化，扩大市镇研究的范畴。2005年第1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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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杜赞奇对清末革命党会党观

周育民最近发表了《秘密会党与民族主义——评杜赞奇对清末革命党会党观的论述》一文。文章认为，杜赞奇虽然看到了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对于清末革命党人会党观的影响，但是他忽视了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念的延续，把历史文化传统所形成的一些思维定势，看成了一种在民族主义话语系统中经过精心策划的架构。在责疑清末革命党人把民族主义话语强加于会党的时候，杜赞奇也存在用近代民族主义话语误读革命党人的地方。人类在认识自身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总是会经历重大的话语转变。在话语转换的过程中，不要盲目否定原来话语中所包含的历史信息，这是近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教训。用后现代史学观点考察近代史学发展时，也要注意此点。2005年第1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旧上海三鑫公司研究

苏智良，姚霏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贩毒巨擘》一文中，对旧上海三鑫公司进行了研究。近代上海是中国鸦片贸易最大的集散地。1918至1919年间，上海的鸦片贸易转入地下，各方势力开始了新一轮的对鸦片利益的追逐。以黄金荣黑社会帮会集团为核心，融鸦片商人、法租界当局和军阀势力于一体的三鑫公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拓展，开始了流毒华夏的罪恶历程。本文分别论述三鑫公司的成立背景、发展过程、公司营运的具体内幕和历史影响，系统地展现了这个庞大毒品机构的历史。2005年第1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