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5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简介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目录　

[伦理学研究]

集体主义之我见（王海明）

论张世英的哲学—伦理观（陈泽环）

我国公民日常交往：状况、问题及对策（奂平清）

[经济学研究]

关于通货膨胀隐性危害的若干理论问题（李治国）

企业结构理论与区域竞争力（陈荣耀）

上海劳动力市场建设与就业促进（李薇辉）

[古典文学研究]

《西厢记》第一主角的探讨（蒋星煜）

凌濛初刊刻、评点《世说新语》考述（潘建国）

宋代诗话中的用事论（胡建次）

关于才子佳人小说概念及研究范围的重新思考（王颖）

[文化学研究]

论译者主体性之构成（冯文坤，何颖）

沈从文文学批评观的特色和缺憾（王济远）

[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理式”之床与诗的“形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诗学宇宙观论（李平）

男权意识的解读：《喧哗与骚动》中的凯蒂（宗连花）

从阿喀琉斯的盾牌到《战争与和平》（杨德煜）

《长日入夜行》的悲剧意义（王敏）

[历史学研究]

近代中国乡村社会权势关系演变——以刘文彩与袍哥为个案（邵雍）

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廖大伟）

干巷：明清以来江南一个移民市镇的社会关系网络（安涛）

古罗马洗浴文化研究（秦治国）

[语言学研究]

隐喻化作为一词多义的理据（蔡龙权）

上古汉语介词的发展与演变（王鸿滨）

[学术综述]

“对日关系新思维”论争述评（丁又双）

2004年第5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文摘

己他两利主义是集体主义的完备形态。

2004年《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5期，发表王海明《集体主义之我见》一文，文章认为：整体主义、利他主义以及利己主义的集体主义，都是真理与谬误的混合物，因而都属于集体主义的不完备形态。这些集体主义的不完备形态表明，完备的集体主义将是一种克服三者错误和缺憾的集体主义。因此，这种集体主义相应地具有如下三方面特征：首先，它是人道主义的，而不是整体主义的；其次，这种集体主义是一种己他两利主义，它一方面因肯定存在无私利他、自我牺牲而避免了利己主义集体主义的自相矛盾；另一方面则因肯定个人利益追求具有正道德价值而避免了利他主义集体主义的极端化和绝对化；最后，这种集体主义是一种温和的集体主义，是一种相对的、有条件的集体主义，而不是极端的、绝对的集体主义：它反对在任何条件下，都要求个人压抑、放弃乃至牺牲自我利益，以便更大地增进、保全集体利益；主张只有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不可两全的条件下，才应该压抑、放弃乃至牺牲自我利益，而保全集体利益；因而认为在集体与个人利益一致的情况下，对于个人利益追求的任何压抑和限制都是不道德的。

这就是完备的集体主义：它显然就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亦即己他两利主义的集体主义。集体主义的完备形态与不完备形态诸种类型的研究表明，一方面，与个人主义的离奇怪诞因而只为极少数思想家所倡导不同，集体主义乃是为各种道德总原则理论——个人主义除外——所包融和承认的真理：集体主义近乎公理。另一方面，就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理论形态来说，两者也大相径庭。因此，个人主义与利他主义、合理利己主义等道德总原则理论一样，是一种独立的、完整的道德总原则理论。反之，集体主义则不是一种独立的、完整的道德总原则理论，而仅仅是道德总原则理论的一部分，亦即各种道德总原则理论——个人主义除外——所包含的共同部分：关于个人与集体关系应该如何的道德原则的理论。

关于张世英的哲学—伦理观新论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发表陈泽环文章：《论张世英的哲学—伦理观》。文章认为：张世英“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的哲学—伦理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哲学是追求人与万物一体的境界之学；以“主客二分”和“天人合一”作为人与世界的两种关系；基于真善美统一于万物一体，强调要把道德意识建立在万物一体的本体论基础之上；倡导哲学家应按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提出要以希望哲学来代替猫头鹰哲学，是一种综合了中西哲学史的积极成果，并对时代的挑战做出了创造性回应的哲学—伦理观。

民主政治建设与公民社会的形成

奂平清的《我国公民日常交往：状况、问题及对策》一文，通过对公民日常交往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以及当前我国公民日常交往的现状和问题作了分析，提出一些促进公民日常交往和公民道德建设的建议。文章认为，要把加快社会结构由“大政府小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的转变，建立公民与政府、国家间新型关系作为我国民主改革的重要任务。

要改变以往一切交往活动由国家完全覆盖和操作、一切社会资源由国家完全控制和调配的方式。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应该是小政府、大社会，政府管得过多过死，只能导致社会力量衰微。积极鼓励、支持和引导民间公民组织的发展，使之成为公民向国家乃至整个社会表达自己意愿和利益的基本手段。就如联合国《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国下一阶段改革的优先领域中应包括“向协商/参与式的治理方式转变，使非国有部门和公民社会成为政府的伙伴，帮助制定和实施政策”。要加强NGO（非政府组织）和NPO（非赢利组织）的建设，分担政府承担的繁重的管理职能和道德重负，要积极激励公民支持共同的目标并为之努力。如果我们还是像以往那样只注重物质和技术层面的建设，而忽视民主政治建设，公民社会就难以形成，真正有利于社会的民主、平等、自由精神和高尚人格就难以培养，这种发展最终只能导致“伪现代化”，而在物质生活日新月异变化的情况下，这是非常危险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通货膨胀的七大“隐性危害”

李治国教授最近发表《关于通货膨胀隐性危害的若干理论问题》（2004年9月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一文，驳斥“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主张，呼吁必须从理论上认清通货膨胀的“隐性危害”。文章认为，通货膨胀的隐性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一、损害基础产业和农业的发展；二、不利于农村和落后地区发展；三、妨碍科学技术的广泛采用；四、加剧国有资产的流失；五、促使劳资纠纷频繁和难解；六、不利于弘扬敬业精神；七、妨碍教育、科学、文化、行政事业的发展。

《西厢记》第一主角“揭密”

王实甫《西厢记》的主角究竟是谁，历来颇有争议。特别是一些《西厢记》的改编本，出于演出需要更是随意改动原作的人物安排。对此，蒋星煜在《<西厢记>第一主角的探讨》一文中，从王实甫的创作原意、后来戏剧理论家的评点入手，认为王实甫《西厢记》的第一主角应为崔莺莺。这一定论主要考察了唐代的社会风尚、道德观念作些评述，把张生、莺莺、红娘三个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些分析。作者认为，《西厢记》整个一部戏，乍看张生、莺莺、红娘三个人出场的次数大体相当，唱段的数目相差也不是很悬殊，但戏主要在莺莺身上，因为客观情况如此，决定了她处境之微妙，而且她本身就存在相国千金与争取自主婚姻的矛盾。其次是红娘，因为以她的身份担当此重任十分艰巨。如不十分聪明机智，肯定失败，所以戏也不少。相比之下，张生所作所为用不着对身边的琴童隐瞒，也没有害怕家庭中不通过的担心，所以他的戏就当然少了，当不成第一主角。（第5期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

凌濛初刊刻、评点《世说新语》考述

潘建国教授最近以上海图书馆藏本为基础，勾稽相关文献，考察了晚明著名通俗小说作家凌濛初刊刻、评点文言小说《世说新语》的缘由与过程；对155条凌氏评语，分析其特点及价值，并藉此阐述了文言小说评点本，对于古代小说评点研究的重要性。刊有凌氏评点文字的《世说》明刻本，国内至少存有七家藏本。鉴于此，文章在版本调查的基础上，就凌濛初刊刻及评点《世说》这一颇具学术意义的问题，稍作考述。文章将凌氏155条评语置于整个明清小说评点学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得出如下三个值得关注的结论：

其一、凌氏使用“凌初成曰”、“按”两个标记性语词，将小说评语与校注文字加以明确区分，表现出颇为鲜明的小说批评意识。其二、凌氏评语，虽多着眼于道德评价，但也涉及小说的理论层面，反映出凌氏的若干小说创作观念。其三、文言小说评点应当得到研究者的充分重视。因此，倘若将以《世说》为代表的文言小说评点，纳入古代小说评点研究的范畴，则不仅可以增加许多有价值的文献史料，更可极大地拓展小说评点的研究视野。

值得一提的是，身为晚明著名通俗小说作家，凌濛初与冯梦龙，均曾对文言小说表现出了特殊的兴趣：凌氏刊刻、评点了《世说》；而冯氏则评纂《太平广记钞》八十卷，上海图书馆藏有明天启六年（1626）沈飞仲刻本，上存冯梦龙总批、眉批、夹批等各类批语千余条。三《言》与二《拍》，《太平广记钞》与《世说新语鼓吹》，冯、凌两人共同谱写了古代小说史上的一则佳话。而这一有意思的现象，也向研究者表明：对于具体的小说家来说，所谓“文言小说”与“通俗小说”，其实并无严格的区分，因此，古代小说研究，也应缩小、甚至打通“文言”与“通俗”的界限，深入考察两者之间的学术联系，如此，古代小说史研究才能获得真正的学术完整性。（《凌濛初刊刻、评点〈世说新语〉考述》2004年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翻译研究由“它在”到“我在”的转换

冯文坤，何颖教授《论译者主体性之构成》中，对翻译主体性之构成以及译者在翻译中之实际功能做进一步的探讨，从而弄清楚翻译研究由“它在”到“我在”的转换中所具有的真正意义。文章认为，译学研究由“它在”到“我在”，由“单子主体”决定客体对象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迖而达人”的“共在主体”转换，既改变重新认识译者之定位的学理基点，同时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文化转向”中的译者之构成。“文化转向”在将翻译研究从原文到译文的语言学直线视野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将译者置入了系统论的决定论与受动性之中。重视主体之构成性的拉康更是通过对主体的消解来重构主体的。同样，“译者”在滑入原著之前，其主体性是“虚以待物”的，是处在想象阶段的。“译者”只有在滑入原著之中，其主体性才得以形塑。“译者”自身语境、文化结构、文学维度以及读者“期待视野”才开始由隐至显，并在与对象的遇合中遭致“扭曲变形”，从而形成“异化”，乃至最终取得由显致隐的退化形式。但这种退化形式是双向的，是我（译者）与他者（原著）取得同一或自我同一的必要形式。它向我们展示了译者之“我”如何发端于原著的主体性的，又展示了译文之创生又是如何停留在对读者接受的预期上的。可见，在翻译活动中、译文与译文的接受过程中，所谓“独立的主体性是时隐时现的，但多元的、交叉的主体性占上风”，译者之主体性只能是构成性的，是不断生成与“延异”着的。（2004年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沈从文文学批评观的缺憾

王济远的《沈从文文学批评观的特色和缺憾》一文，指出沈从文以文学家的身份进入批评领域，艺术家的素养和个人独特的文学观念在成就其进行批评的同时，也暴露出自身的局限与缺憾。作为艺术家，个人独特的艺术观念和审美倾向，对自身创作可能有所助益，甚至是成就个人创作风格的关键，但是却不是一个批评家所必须的，甚至应该是其所需要竭力回避的。事实上，个人的艺术趣味不仅制约着沈从文对于批评对象的选择，也制约着他作为批评家的批评眼光，典型如他对于鲁迅等作家作品的批评。尽管沈从文承认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鲁迅是最成功的作家，但是“鲁迅作品的评价，也只是适宜于从当时一般作品中比较的”。沈从文自己那种倾向于“和谐”“恬静”的古典“牧歌式”的审美趣味使他对于鲁迅等以国民性批判为主题的文学创作多持排斥态度，如他批评“《阿Q正传》在艺术上是一个坏作品，正如中国许多坏作品一样，给人的趣味也还是低级的谐谑，而缺少其他趣味的。”身处学院派文化氛围，京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意识和优越感，也使沈从文对左翼文学不是采取他自己所标榜的学术研究应“求真”和“宽容”的态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批评，而流于简单化的排斥、抵制，缺少一个职业批评家的学术立场。此外他的轻理智主义倾向，对理论的轻视与排斥,都表现出其批评的局限。(第5期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

柏拉图理式论来源及其矛盾性

李平最近发表《 “理式”之床与诗的“形式”》一文，指出柏拉图的诗学思想是建立在他的“理式”论基础之上的，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思想则是建立在他的“四因”说（特别是其中的“形式”因）基础之上的。李平的“理式”之床与诗的“形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诗学宇宙观论一文，深入地分析了柏拉图“理式”论的来源及其在诗学思想方面的矛盾性，阐释了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在其希腊艺术理论中的具体运用，辨识了理式论与四因说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第5期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

刘文彩与袍哥关系

邵雍：〈近代中国乡村社会权势关系演变——以刘文彩与袍哥为个案〉。在中国近代社会中，国家、地主、农民三者之间是一种三角关系。从理论上讲，只有三者维持一种相对平衡状态，农民生活才会稳定，社会经济才会继续发展。但通常情况下，地主阶级具有贪婪的剥削本性，总是千方百计地兼并小农土地，转嫁赋税负担。如果国家有一定的远见和力量，就会适当抑制地主的兼并，保护农民的利益。当国家已无力保护小农或者根本不打算保护小农时，农民起义就会爆发，在有先进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情况下，最终将导致一个旧社会的灭亡和新社会的产生。从川西袍哥地主刘文彩的个案上就能看到这一点。（第5期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

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

廖大伟的《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指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不断发展的思想理论，其内涵有一个丰富完善的过程和从功利到理性的飞跃，开放性和自主性为基本特征，“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为终极追求。它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而之所以能兼纳两种不同，与他生活的时代社会和个人特有的经历有关。在推翻皇权专制的过程中，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为今后处理国内各民族的关系指明了正确的道路。“恢复民族精神”的强调，加速了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增添了民族凝聚力，促进了古老的中华民族向近代民族发展和进步。其“反帝”主张的明确提出，弥补了早期民族主义的缺陷，推动了中华民族反压迫斗争和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第5期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

“对日关系新思维”论争述评

第5期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发表丁又双《“对日关系新思维”论争述评》，对2002年底开始一直持续至今的有关对日关系新思维论争中的焦点和各方观点进行综述，梳理“中日关系之辩”的脉络，呼吁对日关系需要客观理性的新思维，提出建立中国在道义层面和现实层面的理想的对日关系。

文章指出：在以往的中日交往中，每当出现重大挫折，我们总是通过谴责“一部分日本人”来呼吁日本政府改善对华关系。这种处理中日关系的做法虽然有利于稳定中日关系，但也正中日本政府的下怀。日本政府正是通过“一小撮人”的行为不断地挑战中国政府的底线，然后通过事后无关痛痒的回应达到政府无法达到的直接目的。日本人的这种“进两步退一步”的做法在处理钓鱼岛事件上表现得尤为娴熟。面对日本有组织的挑衅活动，日本人将责任归结到“少数人”的身上，并以此来应对中国政府的外交抗议。如果中国放松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则日本通过事实上的控制达到永久占领的目的。这种策略充分地利用了日本社会多元化的优势，在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等方面处处挑战中国人的极限。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应该积极开展政府的、非政府的、民间的三个层面的外交，积极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建立民间救济渠道，依靠国际规则，努力捍卫中国国家的利益、公民的利益。

据日本的《中文导报》报道，日方已从中方对2004年新年伊始小泉第4次参拜靖国神社及随后的日本政界为其擦屁股的对华“解释”外交的应对中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越到高层，话题越宽泛，越不涉及具体问题。让分管实务的负责人把具体问题谈清、谈透，高层领导人则从大处、高处着眼，少谈甚至不谈具体问题，避免双方在细节上结下“死结”，留下充分的回旋和讨论余地，同时也使双方在其它方面的交往不至于受到具体问题的牵涉和影响——他们把这种“分层次对应”的外交艺术称为“中国外交新手段”。近年来中国的对日外交策略中独具一格的“非政府外交渠道”也正引起日本方面的重视。在某种意义上，被命名为“新手段”的对日灵活外交正在影响和催生客观、理性的对日关系新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