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3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目录

2004年第3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目录

【伦理学研究】
儒家伦理的精英定位（吾 淳）
日常行为与公民道德的形成（李 萍）
价值理性：企业社会责任的终极理性指归(刘春友)
【宪法与行政法研究】
我国社会主义宪政的理论创新（蒋传光）
平衡论解构（刘诚）
试论公民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兼谈2004年宪法修正案的三项内容（环建芬）
【经济学研究】
论人民币汇率制度与汇率机制（薛和生 朱敏）
金融混业经营的经济学解释及我国的趋势分析（武长河）
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张公亨）
【历史学研究】
近代中国的{double mark}亚洲主义{double mark}话语（孙　江）
辛亥革命与上海革命派报业（郭绪印）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章乃器信用统制经济思想评述（孙建国）
【跨学科研究】
从结构调整看经济全球化对非洲国家的负面影响（舒运国）
世界体系、全球化与当代国际政治--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透视全球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叶 江）
【宗教文学研究】
试论六朝隋唐的应验类小说（夏广兴）
释{double mark}变{double mark}与{double mark}变文{double mark}（俞 晓 红）
【古代文学研究】
从{double mark}末五子{double mark}到许学夷：格调论唐诗学的深化与蜕变（查清华）
论《唐音》的唐诗学史地位（张 红）
《水浒传》的公案叙事形态论析（吕小蓬）
巧借佛事，精炼诗意--柳宗元《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诗漫议（朱炯远）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智慧的火花--试析罗伯特·弗洛斯特的寓言诗（王新球）
奥林波斯山上的自由落体（胡琳）
【外语研究】
汉英表量差异中的文化因素（蒋雪挺）
语言变体框架中的语域（苏承志）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三期简介
关于儒家伦理的适用性
吾淳的《儒家伦理的精英定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三期）一文中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进行定位。他发现儒家伦理有十分确定的适用性，它的主体定位是古代社会中{double mark}士{double mark}以上阶层，或士大夫阶层，孔子与孟子等早期儒家创始性人物又将其叫做{double mark}君子{double mark}。显然，这是一种精英定位。这样一种理论或学说主要是关于如何培养与实现理想人格的，以及其向社会国家的转化，这样一种伦理模式被称之为{double mark}内圣外王{double mark}。《大学》中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double mark}八条目{double mark}，是对这一模式的最经典表述。文章指出，由于儒家伦理的精英定位，以及其主要是关于培养与实现理想人格的特性，因此，伦理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在这里就不如道德或德性修养来得合适。所以，我们似乎更应当将其称之为德性论，或者就理想人格而言，也可以直接将其叫做境界论。早期儒家的德性论或境界论大致可以划分为四部分内容，即：在伦理的入门问题上持道义原则；在伦理的升华问题上持理想原则；在伦理的表现问题上持至善原则；在伦理的落实问题上持自律原则。 关于{double mark}公民道德{double mark}与{double mark}企业社会价值{double mark}的讨论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三期发表了一组关于{double mark}公民道德{double mark}与{double mark}企业社会价值{double mark}的讨论。在李萍的《日常行为与公民道德的形成》中，人们大多从政治学、法学等宏观角度考察公民，但是，对具体公民而言，他首先是在日常行为中习得公民意识，从而培养起与公民身份相符的行为规范。文章全面分析了公民日常行为的范围及结构，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公民日常行为与公民道德之关系，指出，必须关注公民日常行为才能真正将公民道德研究落到实际。 互惠交换：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取向
刘春友的《价值理性：企业社会责任的终极理性指归》则讨论企业的社会责任中的一个误区，即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只是为树立企业形象而长期赢利的手段，这是一种单纯工具理性的价值取向。文章认为，对于企业，不应单纯是为了迎合{double mark}时尚{double mark}，把承担社会责任作为一种赢利的工具理性，高喊承担社会责任的口号，而应把承担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的一种自身的内在价值理性去追求。企业承担伦理意义上的社会责任是基于自主自愿的企业心理之上的，是企业文化的终极价值理性（而不仅仅是工具理性）追求。但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笔者认为，要企业自主承担社会责任，并作为一种价值理性来追求，引进社会互惠机制是一个有益的探索。
关于互惠交换的可能性及其伦理价值，作者认为，社会关系仅能通过互惠行为来观察和描写，不研究人类互惠就无法了解社会。一个人向另一个人的每一次让渡都包含着关于某种回报的期待。这种回报可以是当场兑现的，也可以是日后再说的。但是，关于最终可以获得相应回报的某种预期的确指导着整个关系。由此，可以推论，对承担了社会责任的企业，公众、社会也应该给予适当的回报（虽然企业或许并不是为了回报），这种回报不是直接的物质意义上的，而主要是一种道德上的认可，精神上的支持--我们不妨称之为企业的{double mark}精神利润{double mark}。这种对企业行为的承认，表明了公众对道德主体行为的鼓励，有利于企业道德精神的发展，从而使循环的互惠交换在理论上成为可能。
企业能否承担社会责任有社会体制和企业制度上的原因，我国改制后的现代企业作为道德实体已不是政府的{double mark}附属物{double mark}（但也不是单纯的经济动物），作为存在于社会之中的法人，企业能否承担社会责任，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这些技术层面的问题，归根结底还受制于企业把社会责任理解为工具理性行为还是价值理性行为。企业应该培育{double mark}社会公民{double mark}意识，讲诚信，树信誉，维护企业的形象，保护企业的生存环境，体现企业自身的社会价值。引进社会学理论中的互惠机制，实现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互动，这种对自身具有内在意义的社会关系中的强烈责任感的践行，往往会使得这一互惠交换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

行政法学中的{double mark}平衡论{double mark}值得商榷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三期发表《平衡论解构》（刘诚）一文，认为{double mark}平衡论{double mark}作为我国行政法学的主流理论，无论是研究方法、理论严密性、还是实际价值，都值得商榷。{double mark}平衡论{double mark}讨论的是宪法问题而不是行政法问题，是价值选择（价值取向）问题而不是研究视角的问题。就价值选择而言，要么控制行政机关的权力，要么控制相对方的权利，平衡是不存在的。至于行政机关权力与相对方权利的关系，由于具体的行政权力没有与之对应的相对方权利，也不存在平衡问题。
从行政法的概念来看，平衡论把宪法中的行政规范纳入了行政法的范畴；从研究路径来看，平衡论是在管理论和控权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两者调和的产物；从研究对象来看，平衡论以行政权力与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关系为研究对象的，试图平衡两类不同性质的权利（广义权利）。{double mark}平衡论{double mark}混淆了宪法与行政法、总体与具体、目的与手段，把宪法关于行政权的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原则、把不同性质的概念当成矛盾概念。实际上，管理论、控权论与平衡论都是宪法理论，超出了行政法的范畴；行政机关的权力作为广义权利的特殊表现形式，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与相对方的权利不存在平衡问题；控权是目的、授权是手段，控权与授权是统一的，统一于公民权益最大化。在价值选择方面，现代行政法的管理论和控权论已经实现统一，区别只是控权力度和授权程度。

人民币汇率的改革途径
薛和生、朱敏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三期发表《论人民币汇率制度与汇率机制》一文，提出在保持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改革和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是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根本途径。这包括：1． 改革汇率形成机制。在现有汇率制度框架内完善改革汇率机制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其根本出路在于市场化的汇率决定，因为更灵活的市场汇率机制将使中国更容易适应国际经济、贸易、投资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坚持汇率机制的市场取向，就目前而言，应看重以外汇供给、外汇需求和央行对汇率干预三方面着手，既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又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2． 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从当前看，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有利于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从中期发展趋势看，人民币汇率扩大浮动区间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我们可以借鉴波兰、智利、以色列等国的经验，在汇率出现升值压力或贬值压力迹象时，主动利用市场机制扩大汇率浮动区间。波兰在1991年之前实行的是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1991年10月改为实行爬行钉住汇率制，波动幅度控制在上下2%之内，1995年5月，在波兰货币兹罗提（zloty）面临升值压力情况下，兹罗提的波动幅度被扩大到正负7%。一系列的改革使得兹罗提的汇率弹性和国家汇率政策的灵活性极大提高。另外，从顺应国际趋势的角度看，我国也应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3．合理选择钉住货币篮子。所谓钉住一篮子货币，其基本构想为：根据与中国贸易与投资的密切程度，选择10种左右主要货币，对不同的货币依据贸易与投资密切度不同设定不同权重，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在此基础上设定如同前文提及的浮动范围，允许人民币钉住这一篮子货币依据市场情况在例如3%的范围内自由浮动，在浮动范围外，央行干预，真正实行{double mark}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double mark}。这既符合我国改革模式循序渐进、稳步推进的特点，与中国金融改革的整体进程相适应，也可缓解国际间要求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灵活的压力。 亚洲主义与中国的近代性的关系
孙江最近发表《近代中国的{double mark}亚洲主义{double mark}话语》一文，重点考察近代中国语境里的亚洲主义话语，并且对亚洲主义与中国的近代性的关系作一概观。在近代中日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中，{double mark}亚洲主义{double mark}(Asianism)无疑占有一席之地。近代中国人对日本{double mark}亚洲主义{double mark}的反应表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思想凭依不单纯是民族、领土、主权等民族主义或国民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有种族、文明、地域、道德（公理、王道）等超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并不是缔造近代国家的唯一的意识形态要素。认清这一点，有助于我们从民族主义的{double mark}想像{double mark}（fiction）和{double mark}本原{double mark}（origin）两个维度重新审视在帝国主义时代中国的近代是怎样形成的这一问题。文章在继承了众多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将重点考察近代中国语境里的亚洲主义话语，试图对亚洲主义与中国的近代性的关系作一概观。（《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三期）

新论：章乃器信用统制经济思想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三期发表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章乃器信用统制经济思想评述》（孙建国）一文，认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章乃器发表大量作品阐述独具特色的经济思想，其信用统制方面思想开近代中国系统阐发信用思想之先河。章乃器从民族立场出发论述统制经济思想，强调中国进行信用统制的必要性。在货币信用与信用制度变迁关系方面，主张以信用工具的改良和发展，切实推进中国信用状况的改善。信用中介组织是实施信用统制的载体，章乃器积极参与近代上海中国征信所的组织与管理工作，对促进近代上海社会信用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对非洲国家的负面影响
经济全球化给不同类型的国家所带来的发展机会却是不均等的。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因此它们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经济落后的非洲国家，在世界经济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因而它们将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风险。20世纪末的结构调整，是非洲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次尝试和实践。通过对结构调整的剖析，舒运国教授发表《从结构调整看经济全球化对非洲国家的负面影响》一文，以20世纪末的结构调整为例，剖析经济全球化对非洲国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认为：第一，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非洲国家缺乏主动权，处于一种十分被动的地位；第二，经济全球化对非洲国家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大于机遇和希望。对此，非洲国家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三期）

新论：全球化是世界历史或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的新阶段
叶 江教授最近发表《世界体系、全球化与当代国际政治》，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透视全球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文章就现代世界体系，全球化和当代国际政治发展演变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指出: 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经济和政治的客观发展决定了全球化只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随着漫长的西方殖民化或西方化的终结而产生的一个新阶段，即简而言之，全球化是世界历史或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的新阶段。（《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三期）

宗教文学研究新论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三期{double mark}宗教文学研究{double mark}栏发表两篇文章。《试论六朝隋唐的应验类小说》（夏广兴）认为，有唐一代，小说亦如诗，从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质的飞跃，成为文苑的一束奇葩。此时的佛教应验类小说已不同于六朝{double mark}释氏辅教之书{double mark}，无论从规模和种类上都有很大的发展，已突破六朝小说{double mark}丛残小语{double mark}式的{double mark}短书{double mark}形式。本文通过和六朝同类小说的比较，具体分析了此类小说的内容、写作技巧及形成原因。特别是就其佛经故事题材的运用上，利用大量实证材料予以说明，进一步印证梵汉文化交融促进了小说创作的发展。俞晓红的《释{double mark}变{double mark}与{double mark}变文{double mark}》，则从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双重视角，对{double mark}变{double mark}之一词的由来和涵义、{double mark}变文{double mark}之来源和形成作一思考探究，认为变文之命名当是文化合流的产物。

唐诗学研究三论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三期，发表有关唐诗学研究三篇文章。《从{double mark}末五子{double mark}到许学夷：格调论唐诗学的深化与蜕变》（查清华）明万历年间性灵思潮的巨大冲击，大大增强了格调论内部修正和改良的力度。从以胡应麟、屠隆、李维桢为代表的{double mark}末五子{double mark}到许学夷，在{double mark}后七子{double mark}全面复兴格调论的基础上，对唐诗的体制和流变进行更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并依此对接受唐诗的视角及期待视野作进一步的认定或调整，整个过程不断趋于精微、不断走向完善，但也标志着格调论唐诗学逐步走向蜕变。格调论唐诗学走向深化的主要标志，是对唐诗体格的精微辨析，以及对唐诗演变进程的清晰勾画。与此同时，唐诗范型全面细化和接受视野走向开放;在处理诗人才情与唐诗格调的关系时，对才情重视的程度和理解的深度，远超此前的格调论者。整个过程不断趋于精微、不断走向完善，但也标志着格调论唐诗学逐步走向蜕变。《论《唐音》的唐诗学史地位》《张 红》认为《唐音》以其独特的选诗体例，通过{double mark}格调{double mark}和{double mark}世变{double mark}的双重建构，第一次以选本的形式确立了{double mark}盛唐之音{double mark}的审美风范，成为明代唐诗学的重要源头，是宗唐派唐诗学的早期范本，在整个唐诗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朱炯远则发表《巧借佛事，精炼诗意》就柳宗元《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诗中{double mark}化身{double mark}之说进行漫议，认为历来的诗评家、注释家对此或避略不言，或语焉不详。朱炯远从佛经中求得{double mark}化身{double mark}的确切含义，以之揆度柳诗，果使其诗意豁而显之。

从史诗到长篇小说的文体变化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三期发表《奥林波斯山上的自由落体》（胡琳）一文，认为荷马史诗、《汤姆·琼斯》和《尤利西斯》代表了叙事文学史上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后者对前者除了进行叙事距离的破坏之外，还在审美上破坏史诗距离，使人物形象逐级跌落，从而引起了从史诗到长篇小说的文体变化。西方文学史上，叙事文学非常发达。纵观西方（主要是欧洲）文学遗产，大型叙事文学作品层出不穷，且文体非常丰富。按照基本上比较统一的说法，荷马史诗无疑是它们的鼻祖。有意思的是，自荷马以降，后代许多作家似乎都很乐意把自己的大型叙事文学作品和荷马史诗来比较、对照。欧洲小说创始人之一，英国十八世纪小说家亨利·菲尔丁就把他所创作的《汤姆·琼斯》（又译作《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称为{double mark}散文滑稽史诗{double mark}。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尤利西斯》是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最重要的作品，也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之一。《尤利西斯》{double mark}套用{double mark}了荷马史诗《奥德修纪》的框架，小说中每一章都以史诗中的人物和事件作标题，并与史诗中的人物相关。当然，贯穿上述三部有阶段代表性的作品的一条主线就是{double mark}史诗性{double mark}。

(晓 明)